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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聽一個保衛局幹部彙報捉到一個特務的情況時，電話鈴響了。他抓起電話一聽，是姜齊賢。要他快去衛生部一趟，事情搞清楚了。
羅瑞鯽大步流星地趕到了衛生部。姜齊賢、戴濟民等人立即迎上前來，告訴他，問題確實出在藥品上。遊勝華當奎寧用的藥，是嗎啡，它的顏色、大小和極苦的味道，和奎寧相似。紅軍此時又極缺奎寧，對嗎啡極少接觸。
姜齊賢帶頭做開了檢討：“羅局長，這是一次發錯藥的事故，這責任我首先有份。”“不，姜部長，是我的錯，藥是從我手裡發出的。”戴濟民打斷了姜齊賢的話，擠到羅瑞卿面前說。
“同志們，查清原因就好了，責任大家都有。你們能在醫療裝置簡陋的情況下認真工作，這就很不錯了。下次打敵人時，我們一定注意搞到更好的裝置。”
大家都笑了。
戴濟民摸摸自己的脖頸說：“羅局長，多虧您工作細心，要不，我的這顆腦袋怕是早掉了”
“不，應該首先感謝聶政委，是他直接抓這件事的。我現在就去向他彙報情況，你們去接遊勝華同志吧。”
於是，各人分頭行動。這次事故終於沒有發展成政治鬥爭。
在後來的一次給保衛局幹部講課時，羅瑞卿以這件事教育保衛局幹部，要養成調查研究的習慣，養成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他還把新聞學中的六要素概括為“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時、何地、何故和如何。他要求大家把這“六何”運用到保衛、偵察工作中，避免發生大的差錯。
由於羅瑞卿的出色工作， 1933 年他被授予二等紅星獎章一枚。
聶榮臻後來談及一軍團保衛工作時，總結道：“我記得我們在一軍團，幹部有了錯誤就批評一頓，沒有隨便扣上‘敵人’的帽子，沒有殺過一個幹部。”聯絡當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時期的歷史實際，做到這一點是多麼難能可貴。
1933年春。第四次反“圍剿”兩大戰役的間隙。
羅瑞卿受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委託在全面抓保衛局工作的同時，抓起了文化娛樂訓練班培養文藝骨幹的工作。按照羅榮桓主任的原意，這個文化訓練班的主要任務是配合軍隊的中心任務排練文明戲，為部隊的政治宣傳工作服務。這個訓練班由擅長扮演私塾老先生的潘振武任班長，訓練班結業後便成為劇社，因為軍團機關報叫《戰士報》，這一劇社也就命名為“戰士劇社”。劇社成立後，隨著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響也越來越大。不過，它仍然是業餘性質的。在羅瑞卿的精心指導下，一軍團的文明戲演出越來越紅火。到第四、五次反“圍剿”時達到高潮。
羅瑞卿既當導演，有時還兼編劇、演員。在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不久，羅瑞卿編導了他的第一齣戲《誰給我痛苦》，揭露土豪對農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這出戏演了好久。紅軍每到一地，宣傳隊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裡作一番調查研究，然後將劇中人的姓名換成當地真人的姓名，劇情再稍作變動，演出效果非常好。群眾看完劇後交口稱讚：“紅軍真神了，才來三天就將我們這裡的事情編進戲文了。”
羅瑞卿先後導演過聶榮臻政委編寫的四幕話劇《南昌暴動》，以及李伯釗、李克農編的《殺上廬山》。最為轟動的則是他導演的由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傳部長張際春編寫的大型話劇《廬山雪》。劇中描寫紅軍打進南昌，殺上廬山，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就像那廬山上春天的殘雪，很快消融、瓦解。
為了體現官兵同樂，在羅榮桓的支援和贊助下，羅瑞卿將軍團主要領導幹部都動員上了臺，各人都按實際擔任的職務扮演角色。至於反面角色，羅瑞卿即自告奮勇演蔣介石，童小鵬男扮女裝演宋美齡。
演出那天，劇場設在一面土坡上。天作天幕，松杉竹林作背景，從樹上垂下兩條布來算是邊幕。
戲演到最後一幕，紅軍已經打下南昌，部隊正準備向廬山前進。臺上是軍團司令部，軍團長林彪正在接電話。他聽到電話鈴響，拿起電話：“麼事？”
“報告軍首長，現在已繳獲了許多戰利品，請示怎麼處理？”
“用船裝。”
“船裝不下呀！”
“用汽車裝。”
“汽車也裝不下呀！”
“那，我們馬上開會研究研究！”
林彪放下電話，喊道：“通訊員，通知羅主任來開會。”
這時候該羅榮桓出場了，而他此時正患瘧疾，燒得滿臉通紅，正坐在後臺火盆邊烤火，沒有聽到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