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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林和裡芬施塔爾的朋友恩斯特·烏德特將軍1931年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個人的生命“微不足道”，“匯入到我們的共同命運的河流中”。他把他對死亡的嚮往與對希特勒的信仰聯絡起來：“我們曾是沒有旗幟的戰士，我們重又開啟了我們的旗幟，元首將它還給了我們，老戰士們又值得生存了。”
因此不能確定《希特勒檔案》的主角們是否真如文中表達的那樣討厭毫無意義的防守。1961年，歷史學家珀西·恩斯特·施拉姆，《國防軍總司令部的戰爭日記》一書的合作者和出版人，這樣“評價歷史”……同戰爭倖存者的評價相吻合：“希特勒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早地預感和知道戰爭已經輸了……他透過延長戰爭，讓自己背上了不可推卸的責任。”
然而，即使在幾十年之後，這場絕望戰爭的發起人中仍有一位認為那無數的犧牲是值得的。原帝國青年領袖阿圖爾·阿克斯曼這樣玩世不恭地解釋說：“那不是為了將希特勒的生命延長三天，而是為了不讓忠誠從世界上消失。”
4．缺陷，《希特勒檔案》中因政治原因造成的錯誤。
希特勒巧妙地充分利用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特徵，透過談論確實存在的和誤以為的迫切的政治問題至少動員了大部分人。作為演說家，無論是在私下交談還是群眾###上他都很有誘惑力。他的聲音可直接打動感情的接受中心，他的“表演”在大眾傳媒工具落後的時代裡獨樹一幟。
弗裡德林德·瓦格納，瓦格納家族中惟一的希特勒評論家，覺得希特勒的講話即使“聲音沙啞”和“情緒化”，卻像一股狂風，令人透不過氣來，使人暈眩，讓人激動。早在1931年，美國的劇作家專業雜誌《名利場》就將希特勒排在當代最優秀的演說家之列。同年，影響很大的大眾刊物《柏林畫報》也在“被人談論最多的演說家”一欄中將他同墨索里尼、斯大林和甘地排在一起。
《希特勒檔案》中儘管提到這位獨裁者講話前的彩排和在鏡子前“像只虛榮的孔雀”一樣自我欣賞，但沒有突出他的雄辯才能，雖然它對他的成功至關重要。
希特勒深諳如何去組建一個政黨，將它用作奪取個人權力的合適工具。1933年國家社會黨就壯大得超過一百萬黨員，從社會學角度看，是一個“抗議的人民黨”。1933年後它發展成國家黨，從而成了事實上的行政權力的載體。在他的個人統治中，希特勒將思想和恐怖意識同具有獨特魅力的因素結合在一起，但放棄了社會革命。
而斯大林不具備個人的非凡魅力。其魅力是靠有組織的個人崇拜形成的。他靠黨內鬥爭奪得權力，但作為獨裁者，他卻是至少不相上下的操縱官僚和恐怖機器的出色高手。他在塑造一場讓共產主義世界制度成為現實的革命。
出版人後記（10）
為了不過分突出兩位獨裁者的差異，國家安全機構的創作集體將林格和京舍的供述刪節得讓人看不出希特勒有什麼群眾領導的天才。因此，無數的國家社會黨的大型###只是一帶而過，對群眾的影響也只是輕描淡寫。而希特勒的非公開的活動佔了很大篇幅，在內務委員會的案卷裡極少展示希特勒幽默風趣的社會活動家的一面，絕大部分都是他的幸災樂禍、玩世不恭或惡毒的言論。
不過，前蘇聯的編輯人員還是引用了顯然是由京舍寫的談論黨衛軍“阿道夫·希特勒”旗衛隊的片段。即使在巴拉通湖戰役失敗、希特勒於1945年3月底取消了他們的名稱之後，他們對他們的“元首”的無條件忠誠也能聽得出來。在這裡，威廉·蒙克的固執反應特別值得注意。他是政府區的最後一位作戰司令。他在1945年4月對京舍說：“元首不想再理睬他的旗衛隊，現在我們要讓他看看，他仍然有一支旗衛隊。”但內務委員會的軍官們並沒有研究希特勒是用什麼方法來培養這種忠誠的。
如果《希特勒檔案》中的這些疏忽有情可原，甚或無關痛癢的話，回顧起來，令人氣憤的是內務委員會的審訊官們絲毫未作努力去澄清在德國的權力範圍內屠殺猶太人的原因。僅在被德國國防軍佔領的蘇聯地區，從1941到1945年就有210萬猶太人被殺害。可以毫無疑問地確定，納粹統治的猶太犧牲者人數總共超過了500萬。若算上猶太人集中區和集中營中餓死和病死的，那麼大屠殺犧牲者的人數肯定突破了600萬。
儘管如此，蘇聯的審訊官們既沒有設法複述希特勒的屠殺猶太人的指示，也沒有描寫他的反猶世界觀，無論林格還是京舍都可以對此做出說明。僅在一處將希特勒同修建毒氣室聯絡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