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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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天他答應就德英的和平談判寫一篇文章，文章被立即送呈了斯大林。

專門委員會的軍官們後來將這些記錄放進了“神話行動”檔案，作者們被送交特別法庭。林格和京舍各被判處25年的強迫勞動。1955年他們連同最後一批戰俘被從蘇聯的俘虜營裡釋放了。林格繼續前往聯邦德國。京舍被運往民主德國，交給了國家安全部。像其他許多被蘇聯法庭宣判過的人員一樣，1956年他被送進了包岑監獄。

參與撰寫《希特勒檔案》的有許多軍官，包括男女翻譯。委員會負責人菲約多爾·卡爾波維奇·帕爾帕洛夫中校定期檢查工作進展，編輯文章的最終版本。他無疑是能勝任編輯《希特勒檔案》這樣的任務的。他學過法學，自1926年起在蘇聯的駐外新聞機構工作。他的戰地經歷是他在德國蒐集的，在那裡，他化裝成哥斯大黎加商人——在納粹黨和外交部招募了多名情報員。他最大的成果是至今未能證實的女間諜“愛爾莎/尤娜”。這是後來的外交部長約希姆·裡賓特洛甫的親信的一位高階外交官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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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序（2）

土耳其和荷蘭參戰不久，帕爾帕洛夫就落在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的磨輪下。他的德國報道顯然不符合希特勒－斯大林協定的政治前提。德國國防軍發動進攻之後，他獲得平反，自1941年年底開始，以蘇聯戰線後方負責國家安全的人民警察第四管理處成員的身份審訊德國戰俘。他的最重要的犯人是陸軍元帥弗裡德利希·保羅斯，經過連續數星期的談話，他慢慢地、堅定地將保羅斯吸引到了蘇聯一方，為紐倫堡審判戰爭主犯擔任原告證人。

雖然帕爾帕洛夫的德語知識公認一流，但要將林格和京舍的審訊記錄和筆記整理成一部《希特勒檔案》顯然很難。在譯成俄語時帕爾帕洛夫就得勝任兩個相反的要求：文章必須顯得真實可信，也就是要儘可能精確無誤地用林格和京舍的話再現出來，又得照顧委託人——約瑟夫·斯大林的閱讀習慣和期望。帕爾帕洛夫在兩極之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敘述風格，一種真實和精煉的官方俄語的奇特混和，讓人能明顯地覺察到那種期望的壓力。

文章的筆法和結構也讓人能明白無誤地看出材料的出處——審訊和情報，因此，另一方面，無可懷疑的是，內務委員會的作者群有時無法抵制添入戲劇性或特別情緒化場面的誘惑。《希特勒檔案》開篇就出現了同一篇實事求是的客觀報道的規則的最顯著衝突。對1933年的一個關鍵情節的描寫顯然是為了滿足戲劇性要求，明顯地不可靠。這麼做僅僅是為了引入希特勒這個角色，突出他的個人衛隊，黨衛軍“阿道夫·希特勒”旗衛隊的中心地位。直到1935年後的內容才有了證人彙報的特徵。後來幾年的許多事件，尤其是希特勒的一些密談，林格和京舍的陳述是惟一的出處。它們報告了沒有任何記錄的軍事會議，回憶了其他證人在法庭或回憶錄裡慎重隱瞞了的情形。他們也準確地記錄了這位獨裁者身體和精神的衰退，而沒有看一眼醫療檔案。

《希特勒檔案》同類似資料的區別在於它形成時的具有直接生命危險的生存環境。一方面，林格和京舍必須時刻小心，一句錯誤的或不精確的說法第二天就會被當成是他們不說實話。另一方面，由於他們是被單獨關押，他們既不能商量怎麼講也不能商量他們的“自衛策略”。審訊者們又想在多年的審訊中找出回憶不準確處，不停地拿同一件事再三詢問林格和京舍。

林格和京舍的報告被拿去同其他俘虜的供述作比較。考慮到無論是審訊者還是被問者都看不到這些記錄，結果給人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希特勒檔案》裡提供的史實和資料都特別精確，情景描述生動，對資料的引用也很準確。透過對一篇京舍的回憶同現已出版的原件進行比較，發現他在供述時用“得到”這個詞代替了“發生”，將“接受”寫成“必須接受”。林格和京舍對希特勒的格言的回憶也非常精確。對比已經出版的希特勒的演講和文章及其它同時代的報道，雖然存在偏差，但沒有很不準確的地方。

林格的強項肯定在於回憶日常事件、情緒和描述希特勒周圍關係密切的圈子。斯大林好像特別感興趣、最好將它當作“希特勒宮廷”裡的閒言碎語來看的那一段大部分可能是出自他的手筆。有著前線經歷的京舍具有出色的軍事專業知識。他回憶的事情陳述得非常客觀。他就這樣不帶絲毫感情地描述了逮捕和處決希特勒的“內弟”赫爾曼·費格賴因。而正是他說服了希特勒，必須將費格賴因交給臨時軍事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