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爺爺陳永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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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會，或開現場會，辦學習班，或組織大家到大寨參觀……運用多種形式學習大寨經驗。中央有的部級單位還提出要把本單位建成大寨式的單位。學大寨成為當時一項重要的政治活動。國內的輿論工具予以積極配合宣傳，許多記者為此常駐大寨。人們開啟廣播，歌頌大寨的歌曲隨時可以聽到；《大寨紅花遍地開》成了廣播節目的開始曲。各地報刊雜誌學大寨的口號隨處可見：

學習大寨人藐視困難、敢於革命的英雄氣概；

學習大寨人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堅強意志；

學習大寨人以國為懷、顧全大局的崇高風格！

（3）全國學大寨；大寨怎麼辦

“農業興，百業興；農家旺，國家旺”。黨中央、國務院樹立大寨為全國農業上的一面紅旗，這面紅旗的旗手就是爺爺自己。要想保持這面紅旗鮮紅，就得解決“全國學大寨，大寨怎麼辦”的問題。他說：“大寨學全國的先進單位，大寨學人民解放軍。大寨要找差距，要用更大的幹勁創造更大的成績。”在他的帶領下，大寨繼續進行著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並開始防旱防澇，向改造大自然的深度進軍。

這時，“文革”開始了。大寨本身就是一面紅旗，沒有什麼值得炮打的“司令部”，也無所謂“造反”與“保守”兩派，因此大寨比較平靜。值得一提的是，當時整個社會的“共同語言和行為”——早請示、晚彙報及忠字舞等沒有在大寨流行過。他們也不是“寶書不離手，語錄不離口”。因為安排緊湊的勞動搭不起時間，讀報和學習只能在勞動之餘進行。在這個時期，大寨與全國相比，有三個特點：全國運動，大寨生產；學生上街，農民下地；參觀火熱，生產繁忙。可以說，“文革”10年，是大寨人實實在在地大幹的10年。

（4）記者的到來

有位記者來大寨，看到大寨的革命運動太平靜了，就建議讓社員下地勞動時扛上紅旗和語錄牌，說這樣的場面拍下來發表，才能顯示出大寨濃厚的政治氣氛。爺爺聽了說：“我們山區地塊零碎，一個人一天要換好幾塊地，幹好幾種活，下地要拿幾種工具。你說，社員下地是扛工具還是扛紅旗、扛語錄牌？再說，除了農田基本建設，一般的農活我們都是分散乾的。如果幾個人下地扛上一面紅旗，遊行不像遊行，勞動不像勞動，這是幹什麼？”

這位記者沒有回答。爺爺繼續說：“政治空氣是不是濃厚，不在形式，而在實際。如果一味追求形式，弄虛作假，影響了生產，那麼，這種政治空氣再濃，也不是無產階級的東西。”

大寨人一心搞生產，分秒必爭，不管什麼事，佔用一點勞動時間都不情願。他們利用整時間勞動，零時間辦公。安排農活，是端著飯碗時議定的；學習讀報，是在地邊休息時進行的。他們的勞動很緊張，佔用他們勞動時間的採訪者難免會碰釘子。

一位技術員和一位省報社的攝影記者一起住在招待所的一個房間裡。技術員剛調查完大寨的情況，就告訴記者說：“你要攝影，最好不要佔用他們的白天時間。因為大寨幹部有‘五不準’：沒有特別重大的事情，不準佔用勞動時間在村裡開會；不準佔用勞動時間在辦公室辦公；不準在勞動時間從地裡叫走社員去談話；不準幹部在勞動時間藉口檢查生產東遊西轉；上級來下鄉的幹部不準從地裡叫走正在勞動的幹部。”記者緊皺著眉頭說：“晚上怎能看到播種？”“陳永貴最怕別人白天佔用他的時間，侵犯了他，可不給你留情面。”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農業學大寨（3）

攝影記者只好把時間安排到早飯後。按照習慣，社員們天剛明就上地了。為了配合記者拍攝，爺爺叫他們等著。眼看著火紅的太陽已經遠離山峁，記者還在琢磨著社員們的姿勢。爺爺說：“七八十號人哩，停一個鐘頭就少種好幾畝地。”排練了半天，記者仍不滿意，又讓人們排成一行佇列重新走，老農賈承運嘟囔：“這是做甚哩，上地還排著隊走？”“好，開始走！”記者發出口令。人們慌忙扛起農具走起來，突然又被叫停，只見記者擺弄了半天機子。

爺爺抬頭看看太陽已經爬出山頂三竿高，心裡開始火燒火燎起來，可他儘量忍住了。他是被拍攝的主要物件，左肩扛耙，右肩扛犁，出了一身汗。人們正在走著，記者又喊了一聲：“停！”原來是太陽光線變強了，又得調整光圈。爺爺忍不住了，把肩上扛的耙扔到地上說：“同志，我們正在春耕大忙，這麼耽誤時間，我們可吃不消。”攝影記者抱歉地說：“這是工作需要，是為了拍攝得更好！”

爺爺按捺著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