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爺爺陳永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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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的《人民日報》幾乎成了一份“大寨專刊”，這份“專刊”的發行對全國範圍農業學大寨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吹響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號角。

在回大寨的火車上，不知是誰認出了他，火車上的人傳開了：“陳永貴在這列火車上！”人們紛紛擁向他所在的車廂，要見見這位新聞人物。人們朝他使勁地鼓掌。他微笑著，一邊拍著巴掌，一邊向人群頻頻點頭，在火車上來回走了一趟。

半個月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舉辦了“學大寨，趕大寨”專題連續廣播，關於大寨先進經驗的介紹和宣傳開始傳遍全國。節目播出後，中央臺收到了13個省市上百封聽眾的來信。社會的關注把大寨推向歷史前沿，為農業學大寨運動做了最好的宣傳鋪墊。

毛澤東認同之路

人們常說：撒下思想的種子，便收穫行為；撒下行為的種子，便收穫習慣；撒下習慣的種子，便收穫人格；撒下人格的種子，便收穫命運。大寨人戰勝災害，獲得思想和糧食產量雙豐收的不平凡事蹟，讓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深受感動。陶魯笳直接向毛主席作了彙報。“陳永貴”這個名字和事蹟從此直達“天庭”。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搞封鎖包圍，蘇聯翻臉撤走援華專家，國內又經歷三年自然災害，人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面對這種境況，黨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在探尋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

1964年3月，毛主席南巡。他召集陶魯笳和林鐵等人到停在邯鄲的專列上彙報工作。陶魯笳把他在昔陽縣蹲點的情況向毛主席詳細作了彙報，他說：“我一直在農村，我見過的農民不少，我認為陳永貴是一個傑出的農民。”

毛主席感興趣地聽著。陶魯笳接著彙報：“陳永貴要求每個黨員的勞動要好於一般群眾，支部委員要好於一般黨員，支部書記要好於一般委員。有人說怪話：‘看這些窮小子還辦社哩，兔子尾巴長不了，用不了幾年，非讓他們吃塌了不可。’陳永貴知道後在黨員大會上說：‘我們每個同志都要橫下一條心，絕不佔公家一點便宜，讓他們看看，共產黨員根本不是他們說的那種人。’十年來，大寨全村的工分賬和財務賬，從來都是一清二楚，定期公佈，接受大家監督。群眾稱他們的書記是貼心書記，會計是保險會計。大寨的評工記分，有制度，不繁瑣；有差別，不懸殊。”

聽到這裡，毛主席說：“這個辦法好。評工記分就是不要搞繁瑣哲學。又有差別，又不懸殊，才能調動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勞動積極性。”

陶魯笳接著彙報：“陳永貴這個人，群眾說他很有才幹，他領導群眾搞集體生產，年年都有新套套。他常說，沒有新套套，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它不會給你增產一斤糧食。他的新套套，不是憑空想出來的，是在和群眾一起勞動的實踐中琢磨出來的，所以很見效。正如他說，集體生產有了新套套，才能變思想，變技術，變土地，才能穩產高產。從建立初級農業社以來，大寨年年改變著生產條件，年年增產，年年增加上繳的徵購糧。可是大躍進那幾年，許多農村浮誇虛報，說他們的糧食平均畝產已過了‘長江’，超過了800斤時，大寨卻如實上報糧食畝產500多斤。”毛主席抽著煙，仔細地聽著。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災時，有的人哭了起來：‘你看這麼大的災，咱們怎麼往下活呀？’陳永貴挺起腰桿說：‘沒有沖走一個人，也沒有沖走一頭牲口，這是大喜事，應該開慶祝會，還哭什麼！毛主席說過，人是第一寶貴的，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我們每個人都有兩隻手，靠兩隻手我們就能改天換地。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嘛！’就這樣，他把全村動員起來，不分男女老少，齊心協力，夜以繼日，戰天鬥地，果真創造出了驚人的奇蹟，被洪水衝倒在泥漿裡的禾苗，一棵棵被扶起來，千方百計救活了，糧食畝產獲得了700多斤的高產紀錄。接著他們研究了洪水為害的規律，修訂第二個十年造地規劃，建設抗旱能力更強的穩產高產的新梯田、溝壩田、河灘田，用集體的公共積累重建家園。他們以白天治坡、夜間治窩的驚人毅力建起了煥然一新的新大寨。到大寨參觀的人越來越多，都驚歎大寨人個個是改天換地的勞動英雄。”

毛主席聽到這裡，饒有興趣地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

陶魯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說：“他42歲掃了盲，今年50歲了，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麼叫邏輯。不久前陳永貴在太原作報告，趙樹理聽了很佩服，對我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