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爺爺陳永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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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為人民服務。

有一次，一個青年在工作上犯了錯誤，我在共青團會上動了氣，狠狠地批評了這個青年。父親知道後，回家就教育我：“你為什麼要發脾氣？為什麼要動冷眼？你是工作嘛，又不是當老爺！知道的人，說你是念了幾天書，驕傲自大，不知道的人，肯定要說你是抱了我這粗腿！”

一句話說得我很委屈，到院子裡嚎啕大哭。父親看著我，不吭氣，等我哭完了，問我：“你20歲人了，哭什麼呢？”

我說：“我這也是為了工作，你不給我撐腰！”

父親耐心地說：“好事我一定會給你撐腰，這事我可不能給你撐腰。我越給你撐腰，你就要越頭大。”

我賭著氣說：“那我以後怎麼管人呢？”

父親一字一句地對我說：“咱們和大家一樣，都是公社社員，沒有一點特殊的地方。只有一點不同，咱們是幹部。幹部是大家選出來辦事的，不是選出來訓人的。至於怎麼管人，幹部就得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就得比普通社員多幹活，多操心。社員有了思想問題，咱們幹部得啟發誘導，苦口婆心地規勸他們，這才是好乾部。如果幹部要像你這樣，我看就是壞幹部——壞幹部也當不長，因為你給大家辦不了事，大家就不選你了。”　。　想看書來

一、父愛如山（4）

父親的一番話就像一把開心鑰匙，開了我思想上的鎖。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善待和聯絡群眾的道理。

正在這時候，有人在外邊喊著：“上山割蒿了！”

我二話沒說，光著腳提上鐮刀就幹活去了。

母親見我光腳上山，著急地說：“割蒿可不像除草，山上淨是葛針！踩在亂石上，疼得鑽心。”

父親說：“賈二貨放了7年羊，沒穿過一雙鞋。他光腳半天就磨了腳了？不能再慣他了。”

父親培養我的心血沒有白費。我的思想逐漸進步和成熟起來，在實踐中逐漸培養起了吃苦和拼搏精神。我當時擔任大寨村共青團支部書記，兼村裡劇團的首席樂師。賈吉義是團支部副書記，兼村裡劇團的男主演。郭鳳蓮是女主演。我們在村裡組織文化娛樂活動，同時不忘參加生產勞動。在勞動中，看到一些年輕人幹活不像樣就親自給他們示範，有時還和他們展開競賽。

周總理說：“我認識你，你是永貴的兒子。”

1963年，我帶領的大寨俱樂部參加縣裡文藝比賽被評為先進，勞動也幹出了成績，我們一年打山草漚肥30萬斤，修房抬石頭15萬多塊，被省裡評為先進團支部，加上7天7夜在洪災中救糧救人的突出表現，1964年6月，我作為大寨村團支部書記到北京參加了中國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

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我和郝建秀、董加耕、李瑞環等人站在一起，毛主席和我們一一握了手，問我：“你是哪裡人？”“我是山西大寨人。”毛主席說：“好好勞動啊！”剛說完，由於人多，後面的人一下子把我擠到周總理面前。

總理和藹地扶起我，問我：“你是哪裡的？”

我激動地說：“我是大寨的。”

總理一聽我是大寨的，微笑著問：“陳永貴好嗎？”

我回答說：“他是我父親，他很好。”

總理關切地問起了大寨的情況：“小麥長得好不好？”

我向總理彙報：“小麥長得很好。”

總理鼓勵我：“你很年輕，回村裡一定要好好幹，向你父親學習。”我用力地點點頭。

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我興奮得沒吃下飯。回到大寨後滔滔不絕地把當時的情形講給父親聽，說周總理還問起了他。父親誇我說：“你可好，你是大寨村第二個見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人。”

1965年周總理第一次來大寨，我看到父親陪著周總理在村裡視察，就躲在了一邊，父親看到後，招呼我過去，向總理介紹。周總理笑著說：“你不要介紹了，我們已經認識了。”然後對我說，“我認識你，你是永貴的兒子。”一年多過去了，周總理還記得那麼清楚，我非常感動。

我躺在父親的懷抱裡

父親從小受苦，卻看不得他人受苦。我稍微吃苦受累，父親就很心疼我。但是為了鍛鍊我，他總是狠狠心叫我跟大家同甘共苦。

1965年，我同父親和幾個公社書記到晉東南學習。父親對我們說：“調查研究不是遊山玩水，而是要好好學習外地的經驗，然後聯絡實際，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