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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戰爭時，他當過支前民兵，擔任班長帶領13個民兵運送彈藥武器，救護傷員；在解放陽泉的戰鬥中，他解下自己的褲帶，冒著槍林彈雨救助戰友……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在領導大寨人戰天鬥地的時期裡，他再次經受艱苦的磨練；而當某些人擺脫了大寨模式，按照新方式開始自己的生活時，卻不知不覺地走向了極端：“治山治溝幹什麼，花那麼多勞動力！”他遭受了太多的非議，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然而面對這一切，他沒有退卻，沒有屈服，更沒有沉淪。相反，艱難困苦、複雜多變的環境使他的意志和性格變得越來越堅強，人也變得越來越成熟。他常對我說：“人這一生，總會遇到各種困難，要不還叫人呢？”
父親能正確地對待苦，這跟他所持的“苦樂觀”是分不開的。他深知苦和樂的對立統一關係。有苦才有樂，“大寨田是辛苦田，沒有辛苦哪有甜”。因此他告誡別人要敢於吃苦，而且“吃苦要吃最大的苦”，“吃得苦中苦，方為大寨人”。在父親的帶領下，經過多年的艱苦奮鬥，大寨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寨人的生活越來越好，父親的路也越走越寬。
記得1973年，父親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那天，他坐了一夜的火車從北京回到昔陽。第二天一早，昔陽縣委招待他吃飯，還安排他在全縣大會上講話。我們父子見面，沒有更多的語言，兩人相視一笑，很默契。我打心底裡為他高興，就向父親敬酒：“爹，我敬你一杯，敬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委員長各一杯，你就喝一杯吧！”父親等會兒還要開會，可聽到我這樣說，他也就喝了幾杯。
飯後我們到了休息室，我問父親：“爹，有煙沒有？”父親應聲說：“有啊。”隨後從口袋裡拿出兩包中華煙，給了我一包，自己留了一包。我們抽著煙，話題也開啟了。坐了一個多小時，父親問我：“（現在）幾點了？別忘了開會。”說著站起身往外走，走時還不忘帶上他的煙，更忘不了半開玩笑地教育我幾句：“你喝酒比我多，還比我能吸菸，這還行哩？”我在父親面前什麼時候都是個孩子：“爹，今天高興，就喝多了，抽多了，行吧？”他笑了。
他到臺上講話的時候，我默默地在一旁註視著他，為他驕傲，為他自豪。同時也不免有點擔心，他今天喝得不多吧？開會問題不大吧？剛一想，我馬上打消了這個念頭；不會的，他酒量大，沒人見他喝醉過。這天他喝得不多，即使喝多了，外人也看不出來。酒量大是一個原因，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能用意志力控制自己的舉止。我們兩個大男人以獨有的方式表示著互相的關心，享受著父子的溫馨。
父親是個第一次見面就讓人印象很深的人。原國家副主席烏蘭夫的兒子烏可力回憶說：“1979年，在人民大會堂，我父親烏蘭夫和鄧小平、陳永貴等國家領導人為全國勞動模範頒獎，當我作為模範走到父親面前領獎時，站在一旁的陳永貴對我說：‘你父親還沒留鬍子呢，你怎麼留鬍子呀！’”這個情節讓烏可力記憶猶新，說起來就忍俊不禁。
卸任後，父親也會忙裡偷閒，偶爾放鬆一下，享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叫秘書、兒媳婦和朋友陪他打打牌。他平時好勝，打牌也怕輸，放牌時有時會順一張回來，旁邊的人還得裝作沒看見，否則他就使小性子不高興了。玩牌他得贏，贏不了就把牌一扔：“不打了！”也許是父親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所以有的人把他看做神。其實他不是神，在親人和朋友面前，他毫無遮攔，毫無掩飾，真實的他可以一覽無餘。
父親雖涉身仕途，但他得官不喜悅，辭職不慍怒，把功名看得很輕。只是晚年生活中，他對社會上的評價想得比較多。他不太願意接受記者的採訪，不願說自己的一些事，一些記者和作家就趁大家一起喝酒的時候與他說說心裡話。
著名作家馬烽是父親的老朋友，曾寫過一篇散文《與陳永貴的三次喝酒》，這三次喝酒，每次都發生在他人生的重要階段。在擔任北京東郊農場顧問時的一次喝酒中，父親對馬烽說：“金盆碎了，分量還在！”馬烽說：“正因為是金盆，所以即便是打了，分量也不會少。”這句話，印證了父親的為人，也襯托出了作家的品德。
有一天，我給父親聊起了報紙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說該文作者把某人寫得不符合事實。父親對我說：“我死了，有人還不是像他一樣，把我說個亂七八糟？”我安慰他：“不會的，不會的。”父親沉默了一會兒，說：“唉，我死了，也就沒有什麼考究了。好在老百姓心裡有桿秤啊！”晚年的父親，以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重新探討這一代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