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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間，山西的兩派鬧派性，客觀環境使爺爺在派性的糾纏中也受到了影響。在昔陽和平定交界處因為派性問題曾發生過這樣一件驚險的事。
爺爺坐著的吉普車在通往昔陽的公路上行駛著，突然，一群來路不明的人把他的車截住了。
司機以為遇到車匪路霸了，急得出了一身冷汗，不停地向這群人解釋：“這是老陳的車，你們想怎樣？”
這夥人聽了，氣勢洶洶地說：“我們截的就是這輛車！”話音未落，一支槍已經伸進車裡，對準爺爺的腦門。
“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爺爺冷冷地瞥了那人一眼，把煙一丟，右手狠狠地拍著胸脯大吼一聲，“你開槍吧，朝這兒來！”
那人沒想到他有這一招，幾秒鐘的對峙後，那持槍的手一抖，槍掉在車裡。
爺爺慢悠悠地點著一根菸，狠狠一吸，又吐出一團煙霧，開啟車門一彎腰走了出來，雙眼直視著這夥人，沉著而平靜地說：“你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有多大膽量就用多大膽量，儘管來吧，我在這兒等著哩！”
這夥人被他的氣魄震住了，突然一起跪了下來：“老陳，這，這不是我們願意幹的，是，是他們打發來的。”
看到這些人服軟了，他也沒再計較什麼，這件事就這樣被他平息了。
對此，他說：“派性是安定團結的大敵，是經濟建設的大敵，一些人借用我的名氣，拿上‘反大寨’的棍子亂打人，亂批亂鬥，有意無意都給我樹立了對立面，其實我哪裡知道呢？真是人怕出名，名人難當啊！”
“錯了就改，天經地義”
派性鬥爭最大的受害者是國家和老百姓，其結果是工廠停產，學校停課，火車停運，社會秩序混亂，人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1967年4月8日，昔陽縣成立革命委員會，爺爺當選為昔陽縣革委會主任。他知道，派性和黨性格格不入，只有黨性才能克服派性。因此，他的第一條號令就是不準鬧派性，不準打派仗。同時，恢復全縣的黨組織。昔陽成為“文革”中全國第一個全面恢復黨組織的縣。
他按自己的想法整黨，當即為“四清”運動中蒙冤的昔陽幹部翻案，原來被打下去的幹部，除了少量確有嚴重經濟問題的，大部分重新掌權。他還主張為“四清”運動迫害致死的40餘名昔陽幹部平反昭雪。有的人不同意，說中央、省裡還沒有說話。他堅定地說：“錯了就改，天經地義。天塌下來我撐著，絕不能人死了還揹著黑鍋。”那些被救的幹部對他感激涕零，更加鐵了心跟他走。
他注重抓黨建工作，進一步穩定了大家的思想。只用了一年多，昔陽縣的領導班子就形成了一個跟大寨黨支部一樣堅強的戰鬥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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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唱段打金枝吧——全免了！”
1969年4月，爺爺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1970年11月，在昔陽縣第六次黨代會上，爺爺當選為縣委書記。大寨在昔陽，昔陽怎麼辦？他帶領縣委一班人，按照把昔陽建成大寨縣的目標，作出了“重新安排昔陽山河”的決策。
他不輕易相信縣裡的彙報，為了多掌握一些具體情況，總是翻山越嶺實地調查。他往車上一坐，去哪裡也不說。司機往往上了路才知道去哪裡。有一次去閻莊公社，聽到一間房子裡有許多人在吵吵嚷嚷，好像是在議論糧食的事情，他便聞聲而去。公社書記想領著他先去領導同志的辦公室休息一下，對他說：“咱去那屋吧？”他回答：“去那屋做甚，那屋有群眾嗎？”
他徑直走進那間房子，問明情況就開始現場辦公。有人向他反映：多年來，生產大隊收糧後，先繳國家徵購糧，再分社員口糧，扣除欠繳的，剩餘的不久就吃完了，然後又得借集體的糧食。因為年年缺口糧，昔陽全縣社員欠了集體2000萬斤糧食。全縣20萬人，平均一個人就欠了100斤。他聽後當即宣佈：“這債免了。”
春播後，他在全縣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又說起了這事：“過去年年說豐收，社員卻年年欠集體的糧款，吃不飽肚子怎麼搞生產？這不是社員欠集體的，是幹部欠大家的，他們沒有領導好。今年大家好好幹，豐收了，這筆債免了！”
有的幹部提出建議：貧下中農全免，中農減免一半，地主富農不免。他不同意，說：“階級路線不能這樣貫徹，社會主義要人人有飯吃，人人有事幹，連戰犯都要給飯吃，咱們唱段打金枝吧——全免了！”他深知，免去的是一個數字，得到的卻是群眾的生產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