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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鋒總理語氣溫和地說：“你講點風格嘛！”
隨後，中央要求昔陽輸出大量幹部，至少100位。從昔陽輸出的幹部在各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原昔陽縣委書記張懷英到壽陽縣主持工作後，第二年該縣糧食豐收，賣糧達5000多萬公斤，得到了中央的肯定。鄧小平在第一次全農會上說：“壽陽這地方我去過，和過去昔陽一樣窮得不得了，兩年翻身了不得呀。”
昔陽的李鎖壽被調出擔任平定縣委書記，取得了顯著成績，社會影響很大。山西著名作家馬烽和孫謙來到平定，針對李鎖壽的事蹟寫出了《新來的縣委書記》一書，後來改編成電影劇本《淚痕》，搬上了銀幕。
從昔陽輸出的幹部重視大寨的經驗，但也注意一切從實際出發。1977年10月，山西省委書記王謙提出要昔陽派幹部去臨縣，解決這個縣“老大難”的吃飯問題。昔陽縣委遵囑將劉乃柱和任增錄調往臨縣，分別擔任該縣的縣委書記和副書記。劉、任二人提出在臨縣學大寨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得到了爺爺的贊同。
爺爺說：“學大寨，暫時學哪些，哪些暫時不能學，要研究。大寨沒有自留地，這一條就不能急於學。集體分配的糧食滿足不了社員需要，又要把人家的自留地搞掉，就會打擊群眾的積極性。”他對各地學大寨的要求一貫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他說：“學大寨十多年了，我們要摸索一下，看哪些經驗不適應當地的情況，不能照搬昔陽的經驗。臨縣情況不同，自由市場留個尾巴不犯法！不是不學大寨。臨縣這麼窮，要國家投資，你學大寨的三不要，行嗎？我看不行。”
不拿國家工資的副總理（7）
那個時候，昔陽幹部已經成為全國最受歡迎的幹部。從1966年5月到1979年12月，經昔陽縣委組織部同意調出的幹部，有38人擔任了縣委副書記、縣革委會主任和副主任以上的領導職務，還有的當上了省委書記、副部長等。
但爺爺對這種提拔幹部的方式持慎重的態度。每調出一位昔陽幹部，爺爺都要跟外調幹部談一次話。自從當上了副總理後，他更是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都把昔陽人調走吧。有朝一日人家攆昔陽人，可不要說我手長，到處撈權啊！說權，我的也不小了，副總理嘛！可到時候就成了罪啦！我對你們放心，可又不放心。你們要去，就好好幹，希望你們幹好，不要叫人家攆回來。”
熟悉他的人說：“陳永貴看問題很長遠，能料到50年以後的事。”後來，歷史的潮流變了，一些外調的幹部也被捲回了昔陽。他們的人生隨著他的沉浮而起伏變化，又一次印證了他的遠見。
“一個當過副總理的人，怎樣和人家爭辯呢”
擔任副總理期間，一個“水”字始終在爺爺心裡困擾著。周總理“三年大旱怎麼辦，十年大旱怎麼辦”的提問，讓他念念不忘。抓水是件大事，他日日夜夜冥思苦想，終於想出了一個新招：搞出10萬畝水澆田！這就是著名的西水東調工程的藍圖。昔陽十年九旱，人們的生活用水和工業用水十分匱乏，加上長期挖煤，地下水位又急劇下降，惟一的出路就是西水東調。
經過中央批准，西水東調工程於1975年開始動工，按工程預算需要投資一個億。為了順利完成這項工程，他參觀了紅旗渠的建設，請來許多專家，研究了各種方案，並親臨現場進行考察，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付出了多少心血！大家齊心協力朝著昔陽縣10萬畝水澆田的目標不懈努力。
1978年，國內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的事。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等地悄悄地搞包產到組（後改為包產到戶），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得知此事後，立即作出批示：“我看可以試驗。”過了一段時間，鄧小平同志肯定了安徽的一些做法。
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確定瞭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和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還制定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人民公社制度正式解體，歷時15年的農業學大寨運動也結束了。
1979年3月，中共昔陽縣委召開黨代會，爺爺專程從北京趕回昔陽參加這次會議。他提議，會議開始前先向毛主席、周總理和朱德委員長默哀，向為建設大寨和昔陽而犧牲的同志默哀……話音沒落，他已經滿臉淚花了。他在講話中表示堅決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實現工作重點的轉移，繼續做好學大寨和建設高標準大寨縣的工作。在這次會議上，他仍當選為昔陽縣委書記。
此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