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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願意在北京生活，出門不自由。有一次，他想一個人到街上轉轉，就穿了件黑布衫，戴了頂舊草帽出了門。走到安定門大街上，看到有一家專門為老頭剃頭的理髮店，他就把帽簷往下一拉，不露聲色地走了進去。剃頭匠為他刮鬍子時認出了他，問：“這不是陳副總理嗎？”他趕緊說，你認錯人了。可一大群人不知從哪裡聽到訊息都圍過來看他，警衛維持了半天秩序才護送他離開。
還有一次，他與紀登奎、吳桂賢等人吃過飯後想順路到北京百貨大樓看看。不料，剛下車就被人們圍住了，多虧跑得快，才算脫了身，商場也沒逛成。
為了給大寨幼兒園買玩具，他堅持親自去商場挑選，警衛張銀昌勸他別去，自己保證能買好。他笑著問：“你知道大寨的娃娃們喜歡什麼玩具？我知道你銀昌手裡沒銀子，我是想少花錢多給孩子們買些玩具。”沒想到，到了街上，還是被認了出來，他嘆口氣說：“唉，成了活商標啦，不能出門啦，媳婦去婆家，就是不自由嘛！”
出門不自由，他就想方設法在院子裡找點活幹。他親手栽了四棵蘋果樹、兩棵梨樹、兩棵葡萄樹和兩棵風景樹。第二年，樹上就掛了果，他把摘下來的果實分給警衛班的戰士吃，也給來家的客人吃。看看四合院挺大，空著怪可惜的，他就開出了一塊小菜園，種上了苦瓜、豆角和西紅柿，種出來後經常送給警衛班的食堂。每天一有空，他就到了地裡，鬆鬆土，拔拔草，幹些農活。
從他的辦公室到餐廳有一條專設的走廊，他不用，給門上了鎖。即便是雨雪和颳風天氣，他也要走院子透過。一到夏天，他餐廳也不進了，在院子裡支起一個小圓桌，坐在小板凳上吃飯，常常端著一大碗小米粥或麵疙瘩，放上幾根老鹹菜之類的，呼嚕呼嚕一通就算是吃完了。
他一生離不開土地，離不開陽光，更離不開大寨。在那些日子裡，到了春天下種季節，他晚上就愛做夢，經常從夢中醒來，說：“唉，白日不叫勞動，黑夜回去勞動啦。我夢見回村裡下種了，陽坡地種什麼，背陰地種什麼，可給他們安排了個好！”
“大寨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回來”
爺爺到中央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視察了全國大多數省市，調查研究了各地的情況；透過講話、作報告等方式向各地介紹了大寨、昔陽的生產管理經驗，指導全國的農業生產；並立足實踐，為中央提供了一些基層情況。
根據他提出的“三三制”工作方法，除了在全國跑面和中央工作外，他有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大寨、昔陽。一說回家鄉，他精神特別好，卻不讓警衛跟著，說：“我回家勞動，你們警衛幹什麼？還能給全國的農民都派上警衛？在大寨，只要群眾擁護，那就是最好的警衛，群眾要是不擁護，派多少警衛都不頂用。”
除了不帶警衛外，人們還發現一個規律：在北京他坐車坐在後面，回昔陽的路上，卻要坐在前面，以便更清晰地看到眼前的莊稼長得怎樣了，地裡有沒有草；大壩修得怎樣了，水庫裡有沒有水。
他回到大寨，不先進家門，一下車就往地裡走。那時他已是60多歲的人了，走起路來依然腳底生風，一路上眼睛不時地前後左右掃視著。他在地裡幹活到很晚才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醒來，又跑到地裡去了，秘書和司機為了找他，七溝八梁找了個遍，卻見他渾身雪花，正在地裡幹得起勁呢。
勞動之餘，郭鳳蓮指著一個陡滑的山坡對他說：“老陳，你當了國務院副總理了，還能上得動咱村的土坡嗎？”“咋上不動？”話音沒落，爺爺“噌噌”地爬上去了。鳳蓮又逗他：“那你再下去試試。”他好強地說：“能上就能下。”不料，一腳沒站穩，滑了下去。他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來。那天，他和大寨人一起幹到中午。社員們送飯上山，他和大家一起端著大沙鍋吃飯，比起在國宴上吃飯，他更喜歡在地頭上端著大碗吃家鄉的糊糊飯。大寨人看到他和往常一樣和大家一起到地裡參加勞動，在地頭吃飯、說笑，都說他當副總理之後和之前一個樣。
勞動完回到村裡，孩子們見了他，就一窩蜂似的圍上來叫著“陳爺爺，陳爺爺”，向他要好吃的。他就逗他們：“我帶的有糖，打個滾兒就給。”大孩子不打，小娃娃就果真就地一歪，引得老小笑聲一片。
爺爺深深地愛戀著大寨，一旦接到命令要走了，總是悵然若失：“唉！出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