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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面臨改革30年以來未有的大變局，如不積極謀變，將有可能急速倒退。謀變的關鍵在於改變經濟發展模式，從外向型經濟轉向內需型經濟。這是所有幅員遼闊的大國崛起所走過的共同道路。
單純發展外向型經濟有侷限性，提振內需是中國經濟的關鍵也早已成為共識。但內需屢提不振，無論是以低息手段推動民眾消費，還是以公共產品市場化的方式讓民眾花錢，到最後得到的大多是假振興、真問題。民眾對於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問題怨聲載道，而民眾的這些沉重負擔，恰恰是中國內需全面萎縮的重要因素。
目前重新以高分貝呼籲提振內需，是由於國際經濟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人民幣升值使中國以出口為生存根基的中小企業遭遇困難，全球金融危機讓外向型企業經歷生死劫，以壓低資源價格、汙染環境為代價的“餬口型”外向型經濟走入了死衚衕。全球金融危機唯一的結論是，中國依靠外向型經濟走強國之路危如累卵。由於中國低成本製造業產能嚴重過剩等原因，導致全球資源價格提升倒逼中國製造品成本上升，連海爾這樣的中國品牌企業都只能靠越來越多的貼牌生產謀生。中國製造業再不尋求突破，將成為沒有前途的夕陽產業。
2007年前後，海爾集團CEO張瑞敏說過：“電行業的利潤就像刀片一樣薄，我們必須走出去。”在汽車行業，平均利潤率不到5％；服裝行業整體利潤率只有左右。根據廣交會等資料顯示，紡織服裝業正是出口寒冬中最受打擊的行業之一，到2007年年底，全國服裝庫存達到120億件，完全可以滿足全世界人民一年的服裝消費。
只有看清楚形成出口經濟的根本原因，認識到內需不振的根源，才能找到轉向內需經濟的可能道路。
在加入WTO後，我國出口呈現連續4年的爆發性增長，也對國內投資需求形成強勁的拉動，地方政府間日趨激烈的增長競爭是投資過熱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競爭以土地、稅收等巨大的優惠條件為代價，這被稱為“競次選擇”，誰敢壓價，誰壓得狠，誰就能收穫外資，而民眾沒有得到實惠。以蘇州為例，節節上升的GDP並沒有讓當地民眾的生活、消費水準同步提高。對內資、外資實行不同的政策，這是內資的悲哀，也為內需不振埋下禍患。2008年，政府花大力氣實行兩稅合一，內外資企業統一實行25％的所得稅率，這對內資企業是個極大的利好，但對於享受慣了20％以下優惠稅率的外資企業來說，則可以透過註冊新公司享受“三減兩免”等待遇繼續規避統一稅率。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建立統一的國內市場受制度掣肘（3）
內需不足的最大障礙是國有經濟的分量太重。按照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的說法，國家對要素和資源控制得太嚴，比例太高。按測算，現在中國75％的資產（包括國有企業、土地和礦產資源）掌握在國家手裡，而不在民間，由此付出的代價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永遠是投資驅動型，而不是消費驅動型的，並且是國有企業投資與外資投資驅動型，而不是令人欣慰的民間資本投資驅動型的。國家掌握絕大部分的固定資產配置權，迫使中國的經濟增長只能由出口來帶動，從而讓出口驅動型的經濟模式繼續得以強化。
國家掌握資源過多，對股市也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佔70％以上的國有控股權理論上可以流通，卻在非流通的情況下享受高溢價，導致市場價格體系被破壞，股市大跌不止，使中國發展市場經濟亟須的直接融資市場失去信心。
我國政府財稅收入高到讓人臉紅的地步。近年稅收節節攀升，增幅遠超當年GDP的增幅。如果這樣的局面繼續下去，到2050年，國家稅收將等於GDP，我國將第二次成為“全民國有”的國家。事實上，中國目前財稅收入增加幅度所佔GDP比重，已經與改革起步時持平，改革30年後，政府的財力控制反而回到改革的出發點。
同時，居民收入佔GDP比重連續下滑。根據國家資訊中心分析師徐平生提供的資料，我國居民最終實際可支配收入佔GDP的比重，從1999~2005年7年共下降個百分點。
如何提振內需？要提高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提高民間投資的比重，降低政府與外資投資比重，概而言之，建立內需經濟的重點是發展內生性的本土市場經濟，調動民間力量，並且藏富於民。
首先，當務之急是把“非公經濟三十六條”落到實處，在各個行業真正對民營經濟進行市場準入；其次，把政府的財稅收入壓縮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