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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大風起於青萍之末（5）
在回杭州後的第一個十年中，宗慶後折騰於幾家校辦企業，鬱郁不得志。直到1987年，他被任命為杭州市上城區教育局校辦企業經銷部經理。那年，與他同齡且同居杭州的魯冠球被評為全國十大農民企業家。從此以後，42歲的宗慶後踩著三輪車，來回於杭州的街頭巷尾叫賣棒冰和筆記本，風裡來雨裡去。但已然躍上舞臺的他，其後的經歷成為了中國商業上的一個閃光印記。
大動盪、大遷徙，以及大返城，使得知青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複雜、曲折。許多人的生活具有大起大落和各種悲歡離合的情節，相互之間的命運、前途形成巨大落差。在這種意義上，李曉華和宗慶後的個人奮鬥史，可以說是一個底層知青的成功史。但從更大範圍內看，更多的知青很難依靠自身的力量徹底改變命運。有人在關鍵時刻錯過了一趟車，後來就趟趟被落下。這股強大的就業壓力，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席捲全國。即使是中國最為富裕的城市上海，也難以應對它。作為管理者的政府官員，首當其衝地感受到了壓力，也首當其衝地在化解這股壓力。
1981年，上海遵義街道黨委副書記，市委重點培養的青年團幹部王正華，前程遠大。因為還在1975年的時候，中央組織部長就親自來上海考察過他，要將他調任北京。一個仕途坦蕩的聰明人怎甘心放棄一切？但王正華毅然決定選擇成本較低的旅遊業，解決街道待業青年的工作問題。他在街道貼出招聘告示，兩天有1600多人報名。報名費一元，然後開班上課費，一人40元。這樣，湊到3000元，成為春秋旅行社起家的家底。
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實際上在內部系統對國內旅遊採取“不鼓勵、不提倡、不支援”的“三不政策”。所以，80年代初，中國的旅遊限於接待外國人入境遊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團體獎勵遊。但外國人入境客源被有外賓接待資格的國有旅行社壟斷，單位獎勵旅遊市場也由各個單位系統內部的旅行社瓜分完畢。王正華只好將旅行社定位在以散客為主。
自費參加旅遊的散客數量有限，春秋開出的第一班旅遊線路上海到蘇州，就虧損：一輛30多座的客車，必須賣出25張左右的票才能保本，但他只拉到18個客人。虧損的現實讓王正華必須求變。經過反覆思考，他將門店換在了上海大世界的附近，那裡不僅地處鬧市，更是來滬人員必經之地。事實印證了王正華的選擇，店面還沒有完成裝修，只是在視窗掛上了旅行社的廣告，詢問的人絡繹不絕，開張一個月盈利。
1984年，在機關與商業之間行走了3年，王正華辭去公職，專門從事春秋旅遊。十年後，國家旅遊局把年度綜合排名第一的成績頒給春秋旅行社，“有想法”的王正華卻又做起了航空夢。這一夢，又是10年。
“錯殺”與“正名”交織，知青返城的瘋狂，個體在宏大歷史事件中的蛻變，遮住1981年的半邊天。這一年，灰色的基調很重，但無論如何總有溫暖的色彩，在觀念的衝擊中、轉型的陣痛中，不斷為某些“叛逆者”抹去“叛逆”的影子。
中國改革開放，從某種程度上看，就是重新引入充滿活力的民營經濟的過程，在國有與民營不斷變革、裂變的作用下，經濟這盤棋盤最終盤活。而在蘇南，最先盤活經濟這盤棋的是“蘇南模式”下的鄉鎮企業。那是一個民營經濟的理念被引入，並萌生和逐漸成熟的階段，也是中國民營經濟急速膨脹的奔騰年代。
1981：大風起於青萍之末（6）
每一個歷史節點，都會有明星湧現。人如是，企業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費孝通第三次訪問蘇南的開弦弓村。他發現：30年代見到的養羊和養兔，已是家家戶戶經營的副業，且加起來佔到了人均總收入的一半。經過調查，費孝通寫出了《三訪江村》，對蘇南自發出現的“草根工業”給予高度評價。費孝通的觀點被提到全國人大，引發激烈爭議：蘇南的鄉村工業被指責與大工業爭原料、爭能源、爭市場。主管工業的副總理還責令國家有關部門專門調查。
畢竟，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新革命。革命打破舊秩序、建立新秩序，勢必會受到觀念、體制等等一系列接踵而來的阻撓。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邁向革命的腳步都那麼義無反顧。但是，總要有人邁出第一步，儘管他的步伐稍顯凌亂甚至踉蹌。於是，人們躍躍欲試，卻又左顧右盼。終究，蘇南那些，幾乎是一夜之間湧現出來，因陋就簡的小作坊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