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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刊登在《解放日報》第二版和第三版下方的兩條六分之一通欄，每條收費700元左右，不久調價為每條1280元。此後，一呼百應，各地廣告客戶接踵而至，“到後來做廣告要排隊了，盛況空前！而登了廣告的廠商，幾天裡滯銷商品就能賣到脫銷。”當然，也有個別讀者憤忿地給報社寄去了投訴信：“廣告裡畫的有些是油頭粉面、奇裝異服、妖形怪狀的女人，對廣大群眾到底有啥好處？”
這是1979年春天裡的問號。但這樣的疑問顯然難以阻擋整個意識形態的冰雪消融，中國的商品大潮已經動地而來。
幾乎在*登上《時代》封面的同一時間，一份關於香港廠商要求回廣州開設工廠的來信摘報送到了*的辦公桌上。香港地價昂貴，勞動力不足，國內勞動力便宜，資源豐富，港澳華僑和外籍華人都願意在廣東投資。
但是，外貿管理體制和規章制度，不適應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發展需要，一報一批手續繁瑣，效率極低。廣州市引進香港會德豐棉紡織與染整後處理的全套裝置專案，從78年8月洽談，中央10月份批准同意，直到1979年3月才辦完銀行擔保手續，前後將近8個月。有外商說：“第一次談得高興，第二次談就掃興，第三次就不想來了。”各地也反映說：“外面熱，下面急，上面卡，中間團團轉。”
4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向*彙報：廣東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劃出深圳、珠海、汕頭等地區，實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經驗。但是，這些地方該叫什麼名稱才好？原來有“貿易合作區”、“出口工業區”等，都覺得不合適，定不下來。
1979：富起來吧（2）
晚上，谷牧散步到中南海東南角，又見到*。一見面*就說：“谷牧，廣東那幾個地方就叫‘特區’。”當晚谷牧把這一訊息告訴了習仲勳。第二天上午，習仲勳找到谷牧問：“叫‘特區’，那以後廣東還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著說：“不是，還是由廣東管。”
7月15日，*中央、國務院發出檔案批准廣東、福建兩省的報告，檔案明確指出，“出口特區”先在深圳、珠海兩地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兩地設定。次年3月24日，*中央在廣州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正式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
現在來看，特區的建立是為了引進外資，增加外匯。然而，經濟特區支撐起一方藍天，讓廣東得中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成為中國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之一。特區發展史，某種程度上就是珠三角民營經濟發展的半部史；它的命運浮沉，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洪流的大浪淘沙。如今，從與外資、國資三分天下，到獨佔半壁江山，珠三角成為最稠密、經濟最繁榮的城市群。民營經濟在此唱出了時代的主旋律。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所有的變化，都是從一個偶然開始。許許多多的偶然可能匯成一股潮流，一種趨勢。這種潮流甚至可能形成一種格局，左右著未來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小人物”陳興昌和容志仁，順應潮流，成為廣州第一批個體戶。
1979年，廣州做服裝生意的人並不多，而且大多數人對時局仍不放心，不敢放開手腳。陳興昌卻雷厲風行，在別人對形勢忐忑不安時，運營童裝生意。可鄰居看他不順眼，少有朋友願意跟他來往，連兒子成年後都難找物件。“街邊仔”代替了他的名字，得不到尊重，不被社會所接受。創業的艱難，讓陳興昌和妻子在長達10年的時間裡，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直到生意上了正軌，才將睡眠時間增加到5個小時。他自學香港和國外的設計書，再進行創新，漸漸做出了風格，打出了名氣，慢慢有人連夜排隊搶購他的童服。
說起“街邊創業第一代”，廣東人首先會想到容志仁。3月從農村回到廣州，4月他便申請領取個體營業執照，以100元本錢開飲食店做學生餐，“本想根據特長搞工藝美術，但西華路一帶不是文化區。居民多，早餐店、小吃店少。”因為飲食店附近有4中、11中、82中學和3間小學，容志仁的店小，生意火。一時媒體爭相報道，他本人成了羊城婦孺皆知的個體戶。
容志仁（左）與妻子在經營中
1980年，任仲夷接見個體代表，會上很多人不敢說話，容志仁帶頭把自己生意難處反映給任書記聽。任仲夷一拍桌子說：“這是個有獨特經營思想的年輕人，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