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騰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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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完全不一樣的力量。在今後歲月的磨礪中，一些出身“寒微”的民營企業先行者與後入者，雖如草根一樣，土生土長，卻以其頑強的生命力，一有土壤就發芽，一見陽光就燦爛，經歷著喜怒哀樂後的錘鍊，享受著悲歡離合中的歡欣。

在中國的政治中心，人們一樣看到了民營經濟的萌芽。10月，北京，已經是五個孩子母親的劉桂仙，在自家31平方米的堂屋中，開了20多年來北京第一傢俬人經營的“悅賓飯館”。這個只有三張桌子的飯館花了劉桂仙1100元人民幣，包括前半輩子500元的積蓄，銀行貸款500元和丈夫借來的100元。

十幾歲就離開河北老家到京謀生的劉桂仙夫婦都做得一手好菜。劉桂仙曾在一位中央首長家做過17年的廚子，丈夫郭培基“*”前也在中南海和北京飯店幹過。偶然的機會，劉桂仙聽到廣播裡的訊息，南方有倆人開了夫妻店，這讓她很心動。她向曾經工作過的首長請示想開飯館。首長表示支援後，指點她去東城區工商局辦執照。一開始，工商局人告訴劉桂仙：“沒有營業執照不能開店，要營業執照又沒政策，也沒接到指示。”可劉桂仙天天去工商局，最後感動了副局長靳雲平，同意選擇劉桂仙家的飯館作為試點。

劉桂仙開店的訊息傳開了北京。聞聽此事，一個記者冒充炊事員找到郭培基套近乎。郭培基以為是同行也就沒了顧慮，說出“開店碰到沒糧沒油沒政策”的苦衷。記者寫的新聞被廣播出來，以為會受到批評的劉桂仙竟然收到有人特意送來的糧本。原來，新聞廣播後，工商局的幹部說服了東城區糧食局，給劉桂仙拿到了批條。區長為了鼓勵這個“第一家”的積極性，甚至端著盆幫他們找豆腐。而為解決城裡的配給供應難題，劉桂仙每天一早帶著兩個大口袋，坐火車去保定和高碑店集市，用買回來的各種原料做出國營飯店都沒有的菜餚。

飯館定在“十一”開張，前一天劉桂仙夫婦打算試開業，先做給街坊嚐嚐。9月30日中午劉桂仙開火時，《北京晚報》的一個記者意識到這是要開張了，趕快找到一家電話亭，口述新聞稿給報社。這天晚報上登出一篇兩百來字的文章，標題是《中國第一家個體飯店開張》。　見報的這條訊息立刻引來了不少好奇的群眾。當晚，許多人慕名來到飯店。這天晚上，劉桂仙忙得滿頭大汗，工商局的人都趕來幫忙。聽聞訊息立刻趕到現場的合眾社記者說，三天之內讓全世界都知道中國開了個體飯店。

不知道是否與美國記者的報道有關，1個月後，美國使館突然提出按每個人10塊錢的標準包桌。那時候一個炒豆腐1毛2，一個沙鍋白菜1毛9，1塊錢能吃得很好，10塊錢一個人的標準是很高的了。

北京第一家個體餐館——悅賓飯館

飯店開業後，“個體第一家”的名號引來眾多食客，也遭到許多敵視和風言風語，“有人給我定性成了反革命”。劉桂仙擔心會被批鬥，所以再累，都不敢僱工。因為沒有得到批准就讓劉桂仙開業，工商局的靳雲平遭到一位上級的批評，“我承認我是有錯誤，但決定讓她開飯店是沒有錯的”。公安局也私下調查劉桂仙夫婦。不堪種種壓力，劉桂仙關掉了飯店。

1980：吶喊——中國個體戶元年（4）

飯店關掉沒幾天就是春節，市政府領導親自到劉桂仙家，勸說她重新開業，說“過年時有國家領導人要來”。最後，領導們看著劉桂仙攏上火準備開張才離開。1981年春節，姚依林、陳幕華到劉桂仙家拜年，告訴她不用害怕，有國家支援。而姚依林看了餐館的選單後，建議劉桂仙別光做熱菜，弄一些可以下酒的冷盤，既可以滿足顧客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賺錢。

兩位領導人走後，劉桂仙放了半小時的鞭炮。半年後，夫婦倆用賺到的錢在距悅賓飯店200米的地方買了房，開了“悅仙”飯店。20多年後，劉桂仙坐上了“奧迪”，建立了洪喜木業公司，成了北京紫檀木古玩的最大收購者，還在京郊蓋了座仿古的四合院，並作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個體戶代表載入史冊。

在乍暖還寒的初春，冬天和春天的界限是那麼的模糊，以至於明明有人感受到的是春天，有人感受到的還是寒冬。並不是所有個體戶都像劉桂仙這樣一帆風順，至少長沙市經營個體飲食攤的李分龍、浙江省黃岩路橋鎮的個體戶蔡繼澤和上海人陳貴根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在長沙，國營紅星飯店營業員唐明德一連摔了李分龍飲食攤的四五個碗。事情起因是，長沙市西區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了年近50的個體勞動者李分龍，在指定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