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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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的意思，中國古書的意思，本來就是幫小孩（童蒙）開竅。小孩不幼稚，還叫什麼小孩？

很多人說起我們這一代，光是失學失業、受苦受難，特別是含冤抱恨奔美國，專給美國人講故事的，你要聽他們講，個個都是白毛女。

我不是白毛女，更不是祥林嫂，不想受過一點苦，就沒完沒了倒苦水。相反，倒是非常懷念那段受苦的年月。懷念的不是苦，而是樂，苦中作樂的樂。

歷史上，兵荒馬亂，照樣有生活，不能說白活。我們也有我們的生活，最最值得懷念的生活。

廢物點心

1966—1976年，是“*”。對我來說，“*”很短。中學生在歷史舞臺上真正風光，破四舊，大串聯，滿打滿算，只有五個月。點火要用火柴，呲拉一劃，著了，點完還等什麼，一甩手就把它扔了。

我是壞孩子，中學時代，一直是壞孩子。我不喜歡我們那陣兒的學校，覺得當時的教育制度太壞（現在更壞），特別希望“改”。

毛主席的講話，減輕學生負擔，我擁護。四中他們的呼籲，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也令人鼓舞。這是當時的心情。

我甚至有點嫉妒。我想，這樣的呼籲，怎麼不是由我寫。要是由我寫，多好。

*”初期，我很失望。中學，我們學校，幹部子弟雲集的人大附中，打手最多。他們批鬥“反動老師”，批鬥“反動學生”，抄家、打流氓、鬧對聯，欺負“狗崽子”（罵“出身不好”的同學），光是“鬥”、“批”沒有“改”。我印象糟透了。

我在北京，只幹過兩件事，一是反打人，二是反對聯，跟陳曉農（人大附中的學長，陳伯達之子，1965年就到內蒙臨河插隊，已從社科院退休）、張木生（人大附中的同學，也是1965年就到內蒙臨河插隊，現在是稅務雜誌社社長）、劉曉軍（人大附中的同學，在中央電視臺工作）、嶽小蓮（人大附中的同學，律師）一起，沒幾個人。我們不屬於任何學校的任何派別。

我去過國務院信訪處，當時在府右街，一點用都沒有；也去過市委大樓，睡吳德的辦公室，在那兒堵吳德。最後，他同意接見，在樓上的一間屋子裡。

我問吳德，滿街打人，中央知道不知道；對聯不符合黨的階級路線，中央管不管。他很老練，甭管你說什麼，翻來覆去就兩句話：黨的政策很清楚，革命形勢一片大好。

十六條，“鬥批改”，我盼的是“改”。他們不改，我改。冬天，我上大別山去了，跟木生一起，想在那裡辦一所新學校。可是，“一月風暴”，上海奪權，我的夢又破滅了。

我終於明白，“鬥批改”的“鬥”、“批”還只是剛剛開始，毛主席心裡想什麼，我怎麼知道，緊跟跟不上，算了。

我們又被送回原地，我最討厭的學校。

毛主席不需要這幫小孩了，我們是廢物點心。

接下來是“復課鬧革命”，接下來是逍遙，接下來是上山下鄉。

對我來說，七十年代，主要就是上山下鄉。

1968年，北京的中學生全都當了工農兵，除少數留城或上三線當工人，少數參軍（主要是軍隊子弟，他們有特權），絕大多數都被派去修地球，不是山西、陝西、內蒙、東北的農村，就是東北、內蒙的兵團，還有云南的農場。

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4）

車站送行

俗話說，生離死別。古人多少詩歌，全是寫送行。“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就是這種畫面。出門不容易，出去一趟，不定回來回不來。生離和死別，其實差不多。掉眼淚，那是難免的。

1968年，大批知青在北京站和前門車站出發，場面很壯觀。郭路生

後面會講）寫過一首《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很經典。火車開動的一剎那，氣氛和心情什麼樣，他寫得最好。

我記性不好，但哪天走的，絕對不會錯。那天，車窗外，一輪明月亮晃晃。同行的王志敏（插友，後來在某警官大學當教授，已經去世）跟對面的中年人說，你知道嗎？“八月十五殺韃子”，蒙古人不過中秋節。他是借中秋的月亮找話茬。誰知道，對面是個蒙古族。人家說不對，中秋是各族人民喜慶豐收的節日，不是你們才過。

我走，是在大批人馬後面，晚了點。當時特高興，一點難過的心情都沒有。學校，我不留戀。當兵有鐵的紀律，可怕。工人圍著機器轉，緊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