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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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真實的自己（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變化總是難免的。連壽命比較短的人都無不如此，何況像我這樣壽登耄耋的老人！

我們舞筆弄墨的所謂“文人”，這種變化必然表現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話，怎樣來處理這樣一些思想感情前後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這裡就有兩種辦法。在過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蓋自己幼年掛屁股簾的形象，儘量刪削年輕時的文章，使自己成為一個一生一貫正確，思想感情總是前後一致的人。

我個人不贊成這種做法，認為這有點作偽的嫌疑。我主張，一個人一生是什麼樣子，年輕時怎樣，中年怎樣，老年又怎樣，都應該如實地表達出來。在某一階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頗，甚至錯誤，決不應加以掩飾，而應該堂堂正正地承認。這樣的文章決不應任意刪削或者乾脆抽掉，而應該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雜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後矛盾的現象，是頗能找出一些來的。比如對中國社會某一個階段的歌頌，對某一個人的崇拜與歌頌，在寫作的當時，我是真誠的；後來感到一點失望，我也是真誠的。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刪改，統統保留下來。不管現在看起來是多麼幼稚，甚至多麼荒謬，我都不加掩飾，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這樣性格的一個人，我是頗有點自知之明的。我離一個社會活動家，是有相當大的距離的。我本來希望像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那樣，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不求聞達，畢生從事學術研究，又決不是不關心國家大事，決不是不愛國，那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然而陰差陽錯，我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人。應景文章不能不寫，寫序也推脫不掉，“春花秋月何時了，開會知多少”，會也不得不開。事與願違，塵根難斷，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張，只有俟諸來生了。

談中國精神

鄭州社科聯的青年學者竇志力同志，冒著北國的寒風，不遠千里，從鄭州來到北京，把自己的新著《中國精神》這一部長達四十萬言的作著送到我手中，並且讓我寫一篇序。說句老實話，我現在以望九之年被文債壓得喘不過氣來，原打算立即婉言謝絕的。但是，一想到這個書名：中國精神，我立刻想到中國詩聖杜甫的四句詩：“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正當我們全國人民群策群力，意氣風發，銳意弘揚和創造我們的精神文明時，這一部書難道不是一場“當春乃發生”的“及時雨”嗎？

再說句老實話，我現在實在擠不出時間細讀這樣一部鉅著。我只能大體翻看一下，看看全書的目錄和結構，找出我自己認為必讀的幾個章節，細讀了一番，其餘的只能望一望它而已，我決不冒充我曾讀過全書。

就我翻閱所及，我覺得這是一部好書。有資料，有分析，有見解，有論斷，而且有一些見解很精闢，發前人之所未發。雖然我不敢說，對他的意見我全部同意；但是我卻不能不佩服這位青年學者思想之敏銳，對中國精神分析之細緻。有的話切中時弊，發人深省。這些都是作者近幾年來奮發努力、鍥而不捨的結果，我應該向他祝賀。

我對中國精神，或者籠統說東方文化，沒有多麼深的研究。由於自己好胡思亂想，所以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不敢敝帚自珍，曾寫過一些文章，得到的反響總起來說是積極的。但自知是“野狐談禪”，並不敢沾沾自喜。

我同作者的意見有的是一致的，有的是近似的。比如，他從五個方面來概括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愛國愛民的獻身精神，勤勞智巧的創業精神，忠誠無畏的勇敢精神，仁愛孝敬的重德精神，追求光明進步的革命精神。對他這樣的概括，我是同意的。

魯迅先生的《且介亭雜文》中有一篇文章叫《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他在文章中寫道：“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魯迅先生這一段話，同竇志力同志在上面列舉的五條對比一下，可以發現許多共同的東西。

多少年以來，總有一個問題縈迴在我的心中：什麼是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傳統？幾經思考的結果，我認為是愛國主義。我們是唯物主義者，不能說，中國人天生就是愛國的。存在決定意識，必須有一個促成愛國主義的環境，我們才能有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只要看一看我們幾千年的歷史，這樣的環境立即呈現在我們眼前。在幾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