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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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歷史與現狀》，副標題是《東方數學典籍〈九章算術〉及其劉徽注研究》序言，發表在《自然辯證法通訊》第12卷，總68期，1990年第4期；第二篇是關士續先生的《科學歷史的辯證法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副標題是《由吳文俊教授一篇序言引起的思考和討論》，發表在《自然辯證法研究》，1991年第5期第27～31頁上。兩位作者都根本不是討論東西方文化的問題，然而對探討這兩種文化之差別時有非常深刻的啟發意義。我鄭重推薦給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同行們讀一讀。

話扯得有點太遠了，是收回來的時候了。話雖然多，但我深信並不是廢話。看了這些話以後，讀者自然就能明白，我理解的東西文化融合與慎之理解的大相徑庭。我理解的不是對等的融合，而是兩個文化發展階段前後銜接的融合，而是必以一方為主的融合，就是“東風壓倒西風”吧。試問一個以綜合思維為基礎的文化怎樣能同一個以分析思維為基礎的文化對等地融合呢？那樣產生出來的究竟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呢？

這裡有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必須加以解決，否則的話，我上面的那一些論證都成了肥皂泡，一吹就破。這就是：中國文化，或者泛而言之的東方文化，也已有了若干千年的歷史，難道這個文化就不受我在上面提出來的文化發展的五個階段的制約嗎？難道在這裡必須給東方文化以“特權”嗎？否，否，東方文化也必須受那五個階段的制約。在規律面前，方方平等。我拿中國文化作一個例子來解釋一下這個問題。湯因比在他的書中曾把中國文化分為幾個文明。其說能否成立，姑置不論。但是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整體，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有過幾次“輸液”或者甚至“換血”的過程。印度佛教思想傳入中國，是第一次“輸液”。明清之際西方思想傳人，是第二次“輸液”。五四運動也可以算是第三次“輸液”。有這樣幾次“輸液”的過程，中國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這樣的“輸液”，西方文化是不明顯的。工業革命以後的繁榮階段，更是根本沒有。這是東西方文化最顯著的區別之一。

關於“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7）

基於上述理由，我不能同意慎之的意見。

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上面二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但是，慎之在《後記》裡十分強調說：“季先生所提出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論，是我最不能同意的。”因此，我覺得還有必要，再嘮叨上幾句。

這個問題，與其說是一個理論（慎之的“論”），毋寧說它是一個歷史事實。既然在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文化或者文明，生生滅滅，變動不已，從廣義上來看，這就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把範圍縮小一點，縮為東西兩大文化體系，情況稍有不同。在這裡，歷史上曾有過“三十年河東”，現在正是“三十年河西”，是否能再一個“三十年河東”，這就有點理論味道了，因為歷史還沒有證明其“是”與“否”。我認為是“是”，理由上面二里已經陳述過了。至於究竟如何，那就有待於歷史的證明。黑格爾用正—反—合這個公式說明事物發展規律。我覺得，在東西文化的關係上應該是正—反—正。但是我對於理論不是內行，提出來求教於通人。

寫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個古老的笑話，是關於兩個近視眼看匾的，內容大家都知道的。我同慎之以及其他先生討論的問題，等於還沒拿出來的那一塊匾。這樣的問題只有歷史的發展能最終解決，理論不管多麼完美，多麼奇妙，在沒有被事實證明以前，都只能說是空想。因此，我對這個問題的考慮就到此為止，今後不想再寫21世紀“暢想曲”了。這個問題留給文學家，留給詩人去處理吧。

下面介紹第二篇文章：鄭敏教授的《詩歌與科學：世紀末重讀雪萊〈詩辨〉的震動與困惑》。載《外國文學譯論》1993年第1期，第45～51頁。

雪萊（1792年～1822年）這一篇文章是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章，真正閃耀著“天才的火花”。西人有言：“詩人是預言家。”這話極有見地。詩人大概比我在上面提到的看（猜）匾的近視眼要高明得多了。鄭敏先生又以自己詩人的敏感寫出了重讀這篇文章的震動與困惑，極具有啟發性。這與我在《新解》中提出的看法幾乎完全符合，我不禁有點沾沾自喜了。

我在下面就鄭敏教授的文章談幾點意見。

一雪萊預言工業發展的惡果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以驚人的詩人的敏感，在西方工業發展正如火如荼地上升的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