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東 三十年河西

第2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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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國人創造了大部分技藝的說法，在“*教初期”就已經有了。*教初期，相當中國歷史上的初唐，公元第七世紀。那時候，還沒有東西文化這個概念，當然更談不到孰優孰劣，孰高孰下的價值判斷。穆斯林們，特別是波斯的穆斯林們，能有這樣的見解，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能令人吃驚又欽佩的。他們說出這種看法，毫無所蔽，毫無先入之見，因此是完全真實的，完全真誠的，完全可信的。

第二，在中世紀，穆斯林是東西方優秀文化的傳承者弘揚者，他們是文化的內行裡手，他們的話是有分量的。

第三，穆斯林們提到了中國人和希臘人。大家都知道，中國文化是東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是它的基礎，而古希臘文化則是西方文化的源頭。當時雖然還沒有東西方文化這個概念，講的卻就是東西方文化。

第四，為什麼只講東西方文化呢？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人類在幾千年的文化發展的歷史上，儘管已經創造大大小小許多不同的文化；但是，從宏觀上來看，人類文化只能分為東西兩大體系。一直到今天，這種情況並沒有改變。一千多年前的穆斯林們直覺地認識到這一點，把東方的中國和西方的希臘拿來對比，產生了引文中所說的那一種看法。

第五，古代穆斯林的這一種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不管古希臘文化多麼燦爛，多麼光輝，出過多少大哲學家，大科學家，大文學家；但是，古希臘確實沒有像中國有的這樣幾大發明：造紙、印刷、火藥、羅盤等等。因此，我們不能不佩服古代穆斯林觀察之細緻，綜合之準確。也許由於我孤陋寡聞，讀的書不夠多，我還沒有在任何書中讀到這種說法。我們不能不對古代穆斯林表示敬意。

承認這個說法，是一回事。怎樣來解釋這個說法，是另一回事。那麼，究竟怎樣來解釋這個說法呢？

我還是我那老一套。最近幾年來，根據自己的胡思亂想，我逐漸認識到，人類最基本的思維模式，從宏觀上來看，只有兩種：一種是分析的思維模式，一種是綜合的思維模式。西方的思維模式是分析的，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以這種思維模式為基礎，在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有所表露，並不限於哲學，不限於精神文化。不這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我這種二分法是正確的話，那就必然表現在各個方面。如果只表現在某一些方面，而在另一些方面則不是這樣子，那就證明我的二分法不準確。

在精神文化中，應用這二分法，並不困難。我曾在一些文章中，給中國古代哲學中“天人合一”這一個著名的命題做了“新解”。天，我認為指的是大自然；人，就是我們人類。人類最重要的任務是處理好人與大自然的關係，否則人類前途的發展就會遇到困難，甚至存在不下去。在天人的問題上，西方與東方迥乎不同。西方視大自然為敵人，要“征服自然”；東方則視大自然為親屬朋友，人要與自然“合一”。後者的思想基礎顯然就是綜合的思維模式，而西方則處在對立面上。

古代穆斯林論中西文化的差異（5）

這個道理，在哲學上並不難講。但是在技術方面怎樣呢？由於自己不是搞科學技術的，長期以來，對這個問題思考不下去，甚至有點不大敢思考。偶爾閱讀《自然辯證法通訊》，1990年第4期，頁37—39，吳文俊：《關於研究數學在中國的歷史與現狀》，中間有一段話：

筆者曾在多種場合，指出我國的傳統數學有它自己的體系與形式，有著它自身的發展途徑與獨到的思想體系，不能以西方數學的模式生搬硬套。我國的古代數學基本上遵循了一條從生產實踐中提煉出數學問題，經過分析綜合，形成概念與方法，並上升到理論階段；精煉成極少數一般性原理，進一步應用於多種多樣的不同問題。從問題而不是從公理出發，以解決問題而不是以推理論證為主旨。這與西方之以歐幾里得幾何為代表的所謂演繹體系旨趣迥異，途徑亦殊。由於形形色色的問題往往歸結為方程求解，因而方程求解就成為中國傳統數學《九章》以來發展中的一條主線。這與西方數學之以定理求證為中心者正相對照。

……

我國傳統數學在從問題為主旨的發展過程中建立了以構造性和機械化為其特色的演算法體系，這與西方數學以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為代表的所謂公理化演繹體系正好遙遙相對。《九章》與《劉注》是這一機械化體系的代表作，與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