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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壓力無法解開。她特別強調“治法”可變，“常經”則萬古不易。“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為日星之照世，而可為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劉坤一和張之洞這兩個人的奏摺版本，實際上是洋務運動在歷史條件下的翻版。到了這年的秋間，李鴻章與十一國代表簽訂《辛丑條約》，兩個月後他就死去了。
1902年初，慈禧挈光緒帝由保定還京，演完其所謂“迴鑾”醜劇。及還宮見埋藏之金玉寶器皆無恙，而其統治得以“保全”，乃“大修頤和園，窮極奢靡，日費四萬金，歌舞無休日”，“曲意徇之，各國公使夫人，不時入宮歡會，與聞內政”。女*者的個人輝煌、集權一身、列強劈頭蓋臉的打擊、改革者的壓力、時勢的羞辱、矛盾糾結於一點，就是預防噩夢成真，變危機為轉機。他們的信心不容低估，慈禧的定調已然昭告天下，他們還要奪取下一個兩百年。
慈禧的所謂變法是消極的，因為它是以犧牲民眾自由為代價換取的。自由精神是人類的創造精神，也是人文精神中的元精神，沒有自由就是沒有流動的空氣，世界就會汙濁，生命就沒有價值。但在20世紀初的中國，卻被一個叫“祖制”的偽價值給置換了。將祖制天下的穩妥與自由對立，是*者本能的發明。
1905年，五大臣出洋，實際名稱是考察政治，而非考察憲政，因西太后惡聞憲政之名，故曰考察政治，其掩耳盜鈴，一至於此。
慈禧西安之後（2）
這年7月中旬，清廷以軟禁中的光緒帝名義，給內閣發了一道上諭：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因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顛危。
茲特簡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
今天還有人以當時有輿論譴責吳樾的暗殺，認為清廷已做了妥善安排，卻因為一顆炸彈而推遲動身，認定吳先生系從事恐怖活動，認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為立憲做預備，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凡稍具愛國心者應鄭重其事祝其行。有人譏諷受傷的紹英想賴掉考察出行，他聽到這些話，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冠冕堂皇很容易混淆視聽，當時因變法而受到軟禁的光緒帝還在繼續的禁錮之中；康、梁還受通緝；革命者被“圍剿”；光緒帝的上諭是人家用他的名義發的……靠這五大臣，昏庸碌碌，紹英還好意思說他死而則榮……
1906年，五大臣被催回國，形勢更加逼人，太后召開御前會議，宣佈預備立憲。其資源借鏡系以日本憲法為藍本，日本行政未設定督撫，故欲縮減本國督撫之權，軍權財政權由中央收回，王公大臣如此之議，慈禧頓轉憂為喜，如此一來可收中央集權之實。
袁世凱1906年參加北京改革官制會議，他此時也傾向中央官制，日後假如君主立憲，皇帝徒有元首虛名，則慈禧如不在人世，他亦可保其地位（內閣）。
該會議決定三權分立原則：
立法部分：先成立資政院，為正式國會之前的立法機關。
司法部分：大理寺改大理院，為最高審判機關，各省成立高等法院、地方法院。
行政部分：成立責任內閣，以國務總理統之。
1906年10月，慈禧諭批；軍機處不變的大前提下，改了一些名稱，如刑部改法部，戶部改度支部，兵部改陸軍部……增設郵傳部等。
其餘一仍其舊，等於由一人將全案推翻。軍機大臣和各部尚書按滿八漢五的比例組成。
仔細讀後，發現它們除了借用的政治道具改良、變法之名相同之外，其利益主訴與目標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本次立憲，取法日本，故為下之下。較之前人，如林則徐、鄭觀應之輩，差之遠矣。
慈禧在西狩之後對鬧事大臣親貴的屠戮，助長了權力層的保守慣性，包括他們面對異己挑戰時的保持一致。慈禧某些話似並非全不通情理，甚至把門面話說得高深闊遠，冠冕堂皇，但一經落實、轉折、推行，則立馬翻臉不認人。
預備立憲同樣大行拖字訣。今之人文學者有謂讓清朝廷搞下去，不要革命去打擾的。他沒有權力這樣說，沒有權力預支前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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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變是守勢，不變是攻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