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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搞得有聲有色，驚天動地了。可惜的是，十幾年過去，未見進展，反而他自己灰頭土臉，形同癱瘓。
相對於同盟會系列健兒志士的不斷躍起，康有為則不斷地在他心裡打他的小算盤，完全丟失了顧全大局的觀念，事務運作漸形消極，只有一番僥倖心理，盼望天塌。改良主義長期的耗散，更加的盼望中國再生一個光緒帝，到時不花任何代價，就可坐享其成。最後，危險的事無人去做，不具作秀意義的事無人做，實質性事務無人做……最終導致整個局面癱瘓。
重文棄武，秀才造反；重文棄武，形成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疲軟局面。回觀歷史，哪有純粹秀才造反成功的故事？靠寫文章罵世，靠請願磕頭就能把當權者趕跑，豈不成了怪事？萬事圖個陰陽平衡，鬧革命也不例外。文武兼備，剛柔相濟，才能發揮出最大的威力。
英國“光榮革命”與美國革命有一種骨肉相連的關係，那就是輝格黨人的抵抗理論。美國革命不過就是遵循了英國輝格黨人的抵抗理論。很多英國輝格黨人，例如伯克，都支援美國革命。抵抗和反對，才構成美國政權的奠基。在1688年至1689年的“光榮革命”期間及其事後，英國人廣泛討論“人民”一詞的意義，革命的背景和使革命合法化的需要，輝格黨人、託利黨和詹姆斯二世黨的爭吵尤為激烈。在輝格黨人看來，“人民”這個詞意味著立法機構，而“議會”有抵抗*的原初含義。再者，經過改良的英國政府，都還不是像美國那樣，就是真正共和的政府。總之，沒有一場革命而單純訴諸改良，專制政體是無法徹底改造的。若非內戰和“光榮革命”，英國恐怕連立憲的影子都看不到。
不管是英國還是美國，共和政府或者共和式改良，其政府必須奠基在革命抵抗精神之上，社會契約也僅僅是革命抵抗的一種思想武器。絕不能還把自己的根基插在傳統政治權威的土壤中。
在保皇與革命辯論的背後
1908年已頒《憲法大綱》和《議院選舉法》，而立憲派在與革命黨的論戰中還敗下陣來。
除文筆氣勢不如外，擁躉漸少，清政府的規條也是一個致命的陷阱。預備立憲的期限定為九年。
《胡漢民自傳》說到1908年的論戰，談到《中興報》與保皇的《南洋總彙報》的對壘。“敵人較梁啟超脆弱已甚。餘與精衛只以餘事應之。唯行文須至淺顯，裨一般華僑認識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敵，急至美洲請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勁敵，稿數續，不能終篇，託他故去，保皇軍既墨，華僑漸趨於革命旗幟下”。
改良派實際所從事，在根底上也應算作一種革命。當年他們試圖運動袁世凱大動刀兵，只不過他們的手段、頭腦過於天真而已；到了被李鴻章所逼無路可走，又謀劃暗殺李氏；至於寄望鼓動唐才常大動干戈，又瞬間丟翻數十英才……康有為歧視孫中山，毋寧說是一種嫉妒，是懶漢對於勤勉者的嫉妒。不勞而獲，少勞而獲，徵諸現實，實現的機率太低。但是他們懶漢的革命特徵是粗枝大葉，掉以輕心，勺大漏盆，眼大漏神，叫他去抓鬼，卻被鬼抓去。從皇帝入手，建立憲政，期底於成，不能算錯，但是揆諸現實，只能說他們對事物難度的認識太不夠。可惜，康有為是個成品，難以改變，而慈禧也是個成品，她的心性、慾望，處理起來除了鐵血手段，別無他途。慈禧西狩也即她的倉皇奔逃，在那種壓力下，她就只得表示相當程度的服軟。保皇派既有先驗偏執的思維方式，寫起文章來，就必然墮入魔道。
胡漢民認為梁啟超讀書剽竊別人的觀點，自己下結論比較武斷，所以前後不能自圓其說，認為自己流質善變，但是他又為什麼發表革命言論呢？因為那段時間他和中山先生的言論比較接近，敬佩中山。康有為知道後大罵一頓，派人和他談，要求梁氏取消這種言論。但是後來梁啟超到了美洲，又怕洪門的會黨反對他，因此他又說，我名義上是保皇，實際上是革命。總是翻來覆去。胡漢民認為梁啟超寫文章放縱大膽，工於八股，開闔取勢，搖曳生姿，又夾雜好多漢語成語和東洋新名詞，遣詞造句像滾雪球一樣。
梁啟超因為能寫時文而驕傲，他當時非常輕視學界，而在早稻田大學留學的中國留學生和他結為立憲法團，有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等人，氣焰囂張，當時和他們辯論的《浙江潮》《江蘇》等等，都沒有打痛他們的。到了《民報》創刊時，梁啟超就抵擋不住了，於是就造謠詆譭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是為流氓和乞丐這樣的下流社會來設計的。
梁啟超對於政治經濟學方面的學問幾乎是零，所需材料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