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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9月，清廷被迫公佈《欽定憲法大綱》二十三條，預備之期為九年。該大綱為憲政編查館草擬，可疑之處如下：
日期：九年，因有變化，實為渺不可期，緩兵之計，既可為空頭支票，又可有多種解釋權。
主筆人物：皇族，出洋考察的首席，載澤主謀，具體為留日學生。
取法：日本而非歐美，全部抄自日本憲法。
要點：擴大君權而非削弱君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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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揭穿烏龍
1908年4月20日，因此前張之洞、袁世凱聯名奏保楊度“精通憲法、才堪大用”，本日賜頒四品京堂銜，主持憲政編查館。憲政編查館奏定*結社律。6月，薦舉吏部主事勞乃宣。因學問淹通，心術純正，詔以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並選派為資政院議員。8月，資政院總裁會同軍機大臣奏定資政院章程。
到了10月份，憲政編查館、資政院奏遵擬《憲法大綱》《議院法》《選舉法》要領。
1908年6月8日，袁世凱在頤和園外務部公所召*議，討論國會利弊問題，楊當場回答政府諸公質詢數十條，演說達五個小時。
在此他表示，議院非民選不可，如當局不同意，給他官做他也要堅辭，為求開設民選議院之事，生死禍福在所不計。
稍後，他又提出說帖，表示國會建立起來後，“皇上仍擁有神聖不可侵犯之權”，並可“鞏固皇室”。
以後數月，以開國會事陳說鉅公大族間，不得要領。1910年的秋間，資政院正式開院，清廷將預備立憲的時間縮短為七年。楊度駁斥國會不能過速的言論，認為“內閣隨時可以成立”，憲法亦非難以擬訂。他又專折入奏，請赦免梁啟超，起用人才。
到了1911年1月，御史胡思敬就他奏保梁啟超事，再次遞折彈劾，說“梁啟超既用，則康有為必返，三兇合謀，禍且不測……該逆楊度，實今日罪魁禍首，宜必有以處之”。
可見其阻力之大，不僅在皇族。
1908年，清廷籌備已久的《欽定憲法大綱》終於掖掖藏藏扭捏出臺，同時下詔稱，次年在各省開諮議局。這是慈禧在垂亡之際玩弄預備立憲的最後一招；主張立憲的官僚以為參政有望，頓時神氣起來。其實這個立憲大綱，缺少現實操作性和道義原則。他們的政改框架來自於日本，格調不高，況且一再打折。章太炎為此撰寫了《代議然否論》一文加以駁斥，重申*共和，實現民選總統，司法獨立，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針對清廷粗製濫造的“憲法大綱”，章太炎撰寫《虜憲疾廢六條》一文作為《代議然否論》的附文，論述了清廷君主立憲的荒誕性，其深刻程度遠超當時鼓吹立憲的人，對寄望於清廷，鼓吹君主立憲的御用文奴，葆有深刻啟示作用。
章太炎深刻指出，清廷擬訂的“憲法”，從其根本宗旨而言，既不是伸民權於百姓，也非救中國於水火，而是以儲存宗室，保障清廷皇帝的權力為第一要務。清廷“憲法”到處剽竊日本的君主立憲模式，又把其奸詐、險惡的用心刻意隱藏，儘管如此，仍然自相矛盾、錯謬百出，其弱智與病態、兇殘與狡詐於此可見！
即使沒有孫、黃、章、陶……這些堅定的革命道路的推行者，改良派自身也最終會分櫱出革命分子。梁啟超的很多言論，就比胡漢民的某些言論還要猛烈得多，而畢永年等人則是從改良派中走出，不再回頭。
只有康有為是個成品，一個不可更改的成品。他必然是、必須是、必定是一個幕僚，像皮影戲的操盤手，從光緒帝，直到張作霖、吳佩孚、張勳，越來越退而求其次。他沒有上演過一出成功的皮影戲，投出一如意中所欲出的影像，反而自己變成一具可有可無的影子，從登高一呼，萬眾仰慕，到棲棲惶惶，被人討厭不置。
他拼命抓住的繩子的那一端卻空無一物。
改良派的文章與《民報》的文章之不同點是，前者沒有從根底上揭露清廷，因為這事兒別人已經幹了，它沒有必要再幹，它只講怎樣建設國家。《民報》的文章則是立足於揭露清廷統治的非法，從而喚起民眾。這種系統揭露清廷及其祖宗的文章以前沒有過，文氣不酸腐，初等文化以上大致都讀得懂，這正是它的啟蒙價值所在，也是它得以廣泛傳播並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
在清廷看來，他們都是把朝廷往絕路上逼迫。前者系軟性進攻，後者則是硬性突擊。他們以為，立憲派把好聽的話說給朝廷聽，那是不得已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