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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結論說，專制制度甚至不能被稱為政體。為什麼呢？因為它只不過是國王對不幸的人民恣意妄為的手段罷了。他反覆強調這樣的意思：國家的目的並非統治人，更非以恐怖羈人；相反，是為了使人免於恐懼，人間互不傷害。國家的目的，應是以謀求自由、促進發展為鵠的。
霍爾巴赫這本書，其警策之處，和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各有千秋。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說，“把意見當做罪惡的政府是最暴虐的政府，因為每個人都對於他的思想有不可奪取之權”（中譯本第255頁）；“自由判斷之權越受限制，則離天性愈遠，因此政府越變得暴虐”（第277頁）；在*的國家裡，迷信的野心家不能容忍有學問的人，極得一般人的歡迎，以致他們的話比法律更為人所重視（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第274頁）。霍爾巴赫則說“無知、謬見和謊言是人類社會蒙受災難的真正原因”。雖就不同的側面發言，到底英雄所見略同。
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說，統治者越是設法削減言論的自由，人越是頑強地抵抗他們。抵抗統治者的是那些受過良好教育，有高尚道德與品行，更為自由的人。
自由久被剝奪，人民全無保障，這樣的境況，社會氣息必定是壓抑悶塞，暮氣籠罩，沉沉如一盤散沙。所以，“反抗暴君政治的起義是正義的”（《狄德羅選集》第2集）。
*本身是盲目的，它容不得知識淵博的人民。暴君甚至對思想也總是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