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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卑未敢忘憂國”，這不錯，當年他一個青衫學子也曾經這樣做過。可是，國之興亡，真的只是寄於匹夫肩頭嗎？難道，高位者反倒可以“忘憂國”了嗎？
肉食者鄙，鄙在哪裡？大概就在於此！
海內多頹靡之政，綱紀已土崩瓦解，各路當道者卻還在自己掘自己的墓。不問民生，只問錢途。國家的事情，哪還有半點神聖感？
獨有張居正攘臂而起，他不屈從與濁流，就是要在高位上發出迅雷疾風，搗破這醉生夢死的局！
張居正受過申不害、韓非法家思想的浸染，他相信只要“掃除廓清，大破常格”，天下之弊不是不可除，沉陷人心不是不可救。
關鍵是，從哪裡開始救起？
他說：“事有機，政有要”，這個機要就是“安民生”。
大明帝國確實有很多事情不可思議：皇家富有四海，四海卻民不聊生。想那上古時候刀耕火種，先民們尚能溫飽，且有餘興手舞足蹈。而今百姓疲於奔命，卻苦於謀一粥一飯，往往難於上青天。
這原因又在哪裡？
有殘民以懲的官，就有嗷嗷待哺的民；有視百姓為草芥的為上者，就有視官吏為仇寇的布衣。
張居正早看出，“患不在盜賊，而患吏治之不清”，“安民之要，惟在於核吏治”。
民的問題，還在於官有了問題。
當時的官員腐敗、頹靡到了什麼程度？
請看張居正對他們的描述——虛文浮誇相沿成習，剝下奉上以求政績，奔走趨承以圖升職，強制攤派以謀達標，敷衍草率以推罪責。
真是活畫出一群人的嘴臉。
且不說他們乾的事如何，僅是吃，也把國家給吃窮了。
明代的冗官之多。膨脹之速，堪稱驚人。當時人統計，天下有文官24000人，武官100000人，廩生35800人，吏員55000人。全國收上來的稅糧2600萬石，還不夠給他們發俸糧的。以至於王府缺祿米，衛所（駐軍）缺月糧，邊防缺軍餉，各省缺奉廩（工資糧）。
張居正在隆慶年間就曾建議，與其拖欠工資，上下都煩惱，還不如裁掉一批官員以節省工資款。
工資雖然有拖欠，官員們卻照樣活得很滋潤。明嘉靖以後，官場中貪風大盛，從首輔到吏員無不貪賄，當官竟然成了一場貪汙競賽。《新會縣誌》風俗篇載：正德、嘉靖年之前，有兩袖清風的人辭官回家，鄰里都紛紛慰勞，嘖嘖稱讚；如有貪官回鄉，眾人皆恥於與之來往。嘉、隆之後，風向大變，有官員退休，鄉人竟不問人品，惟問揣了多少金子回來。人們相與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貧窮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見官風如何。
這群貪官，吃了，拿了，又*事不幹。苟安於位，但求無過，多敬上司，少惹是非，是官場上的信條。官話雖然講得如滔滔流水，對民間疾苦竟一如盲聾。
顧炎武曾說：那個時候，貪汙鉅萬卻只不過被罷官，小小的刑名官員都能富得流油。何為至上，何為小道，全都顛倒了。
這樣一批無良心、無廉恥、無信念的官員，如何能當得起強國富民的中興之責？
張居正把他們看到了底。他說：這一群人中，“實心愛民、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弟者，實不多見！”
那麼，面對這樣一個龐大的叢集，又該從何下手才是？張居正認為，“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何謂“本源”？中國哲學說：“上樑不正下樑歪”，誠如斯也！張居正說：“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內閣及部院）”。只有督撫部院帶好了頭，下面才可能克己奉公。上面的要是紛紛落馬，下面的當然就更加肆無忌憚。
至於整頓的時機，他認為則應是新君即位時，因為這時候人心皆有所期待。民心可用，輿論可恃，正是向弊端開刀的好時機。若是優柔寡斷，或只打雷不下雨，則會大失人心，導致惰政依舊，窒息政局，“後欲振之則不可得矣”！
張居正決心出手了！否則這批蝗蟲，必將把國家吃垮。
他為大明帝國的改革佈下的第一個子，就是“課吏治，信賞罰”。先提高行政效率，讓國家像個國家。
不然的話，帝國這輛老馬車連車軸都要鏽住了！
當初朱老皇帝建立這個帝國的時候，剛剛脫離農民身份不久，民間疾苦，仍痛在他心頭。那時他說：“從前我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裡恨透了。如今要立法嚴禁，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