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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我們和青年作個別談話。在職業指導的原理方面，由職教社同人如黃任之、楊衛玉、劉湛恩以及客串莊澤宣諸先生等擔任，我自己也夾在裡面湊熱鬧。關於專門的各部門，如各專業的指導，便就各地請各該業的專家參加。因這件事，我和楊衛玉先生還跑了好幾省的地方，在各處都接洽若干中學舉行職業指導運動周。我所感到興趣的是乘著這個機會和各地的青年談話，併到各處觀察觀察社會的情形。最後我還和莊澤宣先生各人根據在各處提倡職業指導的實況，編著了兩本書，加入職業教育叢書裡面去。可是說來也許有些奇怪，我愈研究職業指導，愈在實際方面幫著職業指導吶喊，愈使我深刻地感覺到在現狀下職業指導的效用很有限，愈使我想跳出職業指導的工作！這裡面的理由說來也很簡單。職業指導和教育指導是分不開的，在中國的現狀下，進小學校還要經過競爭考試；中學以上的學校，你要學什麼，不見得就有你所要進的學校，就是有，好的不易考，壞的不願進；此外還有經濟問題也不是空言指導所能解決的。職業指導和現實社會的職業狀況當然更是分不開。在中國的現狀下，誰都看出職業界是一團糟，有許多地方用人並不根據真正的才能，只靠背後的勢力怎樣，或是位置私人；有許多地方受著不景氣的影響，雖想用人而不敢用；結果除少數例外，往往不免所用非所學，甚至於出了學校便須立即加入失業的隊伍裡去！在這樣的狀況下，我雖不敢說職業指導一點沒有用處，但是不得不承認所受的限制實在太多太大了！
說句好笑的話，我在這時期裡參加了職業指導運動，對於青年究竟有著什麼實際的效果，我實在不敢說，可是對於我自己確有著很重要的“指導”作用！什麼“指導”作用呢？使我從這裡面感到慚愧，感到苦悶，感到我的思想應該由原來的“牛角尖”裡面轉出來！換句話說，這現實的教訓使我的思想不得不轉變！
我一方面在意識上雖有這樣的覺悟，一方面對於我的職業指導的職務——我當時的一部分職務——仍然是很認真地幹著。但是這個“幹”只是 “職務”上的事情，只是“毋忝職守”的“道德”在後面推動著，並不能喚起我的興會淋漓的精神，並不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這事業裡面。
但是能使我幹得興會淋漓，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裡面的事業，竟漸漸地到來，雖則只是漸漸地到來。這是什麼呢？這是民國十四年十月間創辦的《生活》週刊！
我不能掠人之美，《生活》週刊並不是由我創辦的。當時職教社原有一種月刊叫做《教育與職業》，專發表或討論關於職業教育的種種問題，但是該社同人覺得月刊要每月一次，在時間上相隔得比較的久一些，只宜於發表理論或有系統的長篇事實；為傳佈職業教育的訊息起見，有創辦一種週刊的必要：這是最初創辦《生活》週刊的意旨。這和以後的《生活》週刊的內容雖差得遠，但最初創辦時的意旨確是不過這樣。這時它的意旨既是這樣，所以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登載各報上搜集下來關於職業教育的訊息。除這種訊息外，頭上有一短篇數百字的評論，隨著有一兩篇一兩千字的論文。“生活”這兩個字的名稱是楊衛玉先生想出的，第一位的主筆公推新由美國學銀行學回國的王志莘先生擔任。主筆的每月薪水只是四十元，在王先生當時也不過是一種兼職，他原是職教社的一位老同事，初回國後時間略閒，所以來幫幫忙。其餘同人輪流幫著做做文章，我在最初也不過輪流幫助做些文章的一人而已。
25�一幕悲喜劇
在我再續談《生活》週刊的事情以前，其中有兩件事可以先談一談。第一件是關於我的婚姻，第二件是我加入時事新報館。
第一件雖是關於個人的私事，但是也脫不了當時的社會思潮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接著五四運動以後的動向，打倒“吃人的禮教”，也是其中的一個支流，男女青年對於婚姻的自由權都提出大膽的要求，各人都把理想的社會和理想的家庭混作一談，甚至相信理想的社會必須開始於理想的家庭！我在當時也是這許多青年裡面的一分子，也受到了相類的影響，於是我的婚姻問題也隨著發生過一次的波瀾。
我的父親和我的岳父在前清末季同在福建省的政界裡混著，他們因自己的友誼深厚，便把兒女結成了“秦晉之好”，那時我雖在學校時代，五四運動的前奏還未開幕，對於這件事只有著糊里糊塗的態度。後來經過“五四”的洗禮後，對這件事才提出抗議。
我的未婚妻葉女士是一位十足的“詩禮之家”的“閨女”，吟詩讀禮，工於針黹，但卻未進過學校。這雖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