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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是我們的號碼雖記在鐵門上的硬紙片上，都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同監的幾位青年朋友不但自己一定要叫我們做先生，同時也一定要看守們叫我們做先生，不許叫號碼。他們的那種天真的熱誠，看著十分可感而又十分有趣！
我們的小小囚室，每日上午七點鐘，由看守把鐵格子門開鎖，讓我們到接連著的小教室裡去坐坐走走。那小教室裡排有學校裡用的木椅桌七八排，我們白天就在那裡談話看書。午飯後，別的囚室的鐵門還要關上一小時，各囚犯都要“歸號”，我們兩人因受優待，可以例外。不過到下午四點半，各囚室的鐵門一律都要關上鎖好，一律都要“歸號”，我們也不能例外，因為白天有個看守監視著，下午四點半後鎖上了鐵門，一夜到天亮，只每隔幾小時有個職員來巡視一次，並沒有看守監視著。因此我們到了下午四點半，也只得同樣地被關在那個小小的囚室裡，侷促在那個鐵格子門的後面。那個小小的囚室，除放著一架兩層的小鐵床外，餘下來的區域也只有比放一個小鐵床的地位差不多，所以我們兩人要在這裡散散步，便要碰來碰去。碰了幾碰，我只得采用折中的辦法，章先生跑來跑去的時候，我就坐在那張骨牌凳上；他停走的時候，我就跑來跑去。晚上只在外面那個小教室裡有電燈，小囚室裡是沒有燈的。我們跑得厭了，就拿些書挨在鐵格子旁邊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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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同情和厚意（2）
我們到的第二天，原在我們的囚室裡的周君自動地搬到隔壁一間裡去，所以原來的這一間囚室便只有我和章先生兩個人同住了。在這個監獄裡（指幼年犯監獄，非全部），除了幾個幼年犯外，還有兩個原來是監裡的“主任”，犯了罪一同關在這裡面。到了晚上倒也不寂寞。附近的兩個囚室裡的幾個青年朋友睡在床上大開其“辯論會”，你一句，我一句，對於抗日救國問題也討論得很激烈。在這些討論裡，你可以聽到青年們的坦白的天真的意見。同時你可以聽到住在稍遠的那個囚室裡的兩個犯了罪的“主任”大念其佛經，發出喃喃不絕的“南無阿彌陀佛”的聲浪來。
兩層的小鐵床上面鋪的是木板。床架不是鐵桿做的，只是較厚的鐵片做的，在上層睡的人轉個身的時候，全部的床架都有搖擺的姿態。章先生的身體比我高大，我怕他夢中轉身，“牽動全域性”，也許要把鐵床翻倒，所以讓他睡在下層，我睡在上層。我夜裡在床上轉身的時候，仍要很謹慎地慢慢地轉，免得床身震得過響，以致驚動他的好夢。
我和章先生從來沒有同住過，想不到一同住就住到這樣一個小小的囚室裡；但是我們想到全獄的朋友們對於我們的同情和厚意，卻給予我們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和安慰的情緒。
39�地方法院
我們在上海特區第二監獄裡關了兩天。到廿六日那一天下午，我們在四點半後照例“歸號”，鐵格子門鎖上了，我們兩人照常在那小囚室裡擁擠著。七點鐘左右，忽有一個看守進來說“接見”。所謂“接見”，是監獄裡允許囚犯接見家屬親友。我們兩人雖覺得那樣晚的時候，怎樣還有“接見”，但是既經說有，我們便匆匆隨他出去。到了外面，才知道是要到法院去開庭的。離開監獄的時候，還照例在簿子上打個大拇指的手印。
到了高三分院的法庭以後，才知道是上海地方法院（在租界以外的法院）來“移提”。我在前面曾經說過，廿三日和廿四日兩次在高三分院開庭時，公安局都是要把我們“移提”的，捕房律師因為沒有犯罪的證據，兩次拒絕“移提”。據說根據上海法租界和中國政府的協定，除中國的司法機關可以無需證據即可向捕房或特區法院“移提”犯人外，像公安局一類的機關要做這件事，必須拿得出證據才行。因為這個緣故，他們便設法轉個彎兒，由上海地方法院出面來“移提”，結果當然是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其實我們所要求的是無罪當庭開釋，至於“移提”不“移提”，並不在意；現在一定要“移提”，“移提”就是了。“移提”的理由據說是“妨礙秩序嫌疑”！
我們在高三分院法庭的時候，地方法院已派了好幾個法警等著，一出法庭，便被他們擁上汽車，往城裡駛去。我和章先生各乘一輛汽車，左右各有兩個法警押著。我們這幾天好像被貓銜著的老鼠東奔西竄似的，原已不足為奇，我們所覺得不無抱憾的，是沒有機會和同獄的那幾個青年好友握別罷了。
到了地方法院之後，我和章先生被幾個法警押進待審室。待審室有三四個大房間，用木板隔開的。我和章先生是隔離著的，各人關在一個大房間裡面。房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