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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宗旨教育不僅要解決廉政問題，還要具體落實到勤政、優政、善政上，落實到加深對人民群眾的感情上。幹部要從權力屬性和公共資源來源的角度加深對勤政、優政、善政的認識。幹部手中的權力是公共權力，來自公眾的授予，幹部與群眾的關係，是權力行使者與授予者的關係，這就是公僕角色的政治學依據。
幹部為民辦事所用的是公共資源，形式上出自國庫，實際也是來自納稅人的腰包，換句話說，公共資源是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所以幹部關心民生、為民解憂不是對群眾的恩賜，而是必須履行的義務，是基本的為官之德。
民生問題無小事，這不僅是個認識問題，也是感情問題。對人民群眾懷有深厚的感情，才能把群眾的疾苦當作自己的疾苦，視民生為己生，夙夜憂患、鞠躬盡瘁，不敢有絲毫懈怠。相反，如果對群眾冷漠無情，總會找到種種藉口，把問題擱置起來，造成黨群幹群關係疏遠，甚至激化矛盾。“衙齋臥聽瀟瀟竹，疑是百姓疾苦聲”。封建社會比較正直的官員都能感受民間疾苦，不會無動於衷，社會主義時代的、先進的共產黨幹部，更應當對民生問題有深切的感受，產生強烈的共鳴。有了正確的認識和對群眾的感情，就能採取得力的辦法和措施，最大限度地解決民生問題。
解決民生問題恰逢其時
解決民生問題恰逢其時
——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
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馬曉河
蔣海洋
20世紀，發展經濟最重要，而在現階段，經濟發展與民生問題同等重要。社會公共事業發展落後，民生問題解決不好，很可能影響中國的崛起，也不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
2007年3月5日上午，一份心繫民生的總理報告，再次讓中國感動。
“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報告中，###的話語鏗鏘有力。
那麼，中國的民生問題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民生問題為何在現階段如此凸顯，民生問題的出路何在？為此，我們專訪了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馬曉河。
一、民生問題凸顯的原因何在
蔣海洋：民生問題是本屆兩會最關注、最凸顯的話題，總理報告最關注民生話題，可謂民生字字重千鈞。這裡有個現象：中國GDP保持近30年高速增長，2006年國民生產總值達萬億元，與過去相比更加國富民強，可民生問題為何卻比以往更突出，民生問題凸顯的原因何在？
馬曉河：中國民生問題在現階段如此凸顯主要存在五個方面的原因。
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轉換問題。一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體制是從原來計劃經濟體制初步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在這一過渡程序中，政府偏重將公共資源優先用於經濟發展是一種體制偏好。二是改革開放後，政府的第一要務是發展經濟，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因此公共資源用於經濟和產業領域的比重就高一些，而用於社會與公共事務方面的比重相應就較少。三是在體制改革過程中，國有經濟改革和經濟部門的所有制結構多元化，加上20世紀90年代產業結構高速轉換，使得人們追求效率優先，由此產生了收入差距擴大和分配不公平問題。還有，中國長期實行城鄉二元結構制度，在這種結構制度安排下，城市快速發展，而農村發展相對滯後，由此也造成了城鄉之間從經濟到社會、從收入到消費等方面的差距不斷拉大。
一是增長方式上存在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耗費很大資源和環境成本追求經濟高速發展，不斷擴大GDP的規模，但在經濟取得高速發展和人均GDP水平迅速提高情況下，資源壓力越來越大，環境問題也越來越令人擔憂。
二是政績考核體系問題。在追求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我們對幹部的政績考核往往過度關注招商引資和GDP增長，並給予很大的考核權重，這就使得人們將主要資源和精力用在了經濟發展方面，而對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關注不夠，由此造成經濟發展腿長，社會事業發展腿短。
三是分稅制的財政問題。我國上世紀80年代中期實行財政包乾制度，90年代實行分稅制。透過兩次財稅體制改革，形成了“分級財政吃飯”的財政體制。在此體制下，地方政府為了做大地方財政“蛋糕”，都把發展經濟放在第一位，把大部分公共資源用在了能帶來財稅效益的大工業、大專案方面，而真正配置到公共事業方面的資源就很少了。同時，發展公共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