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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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位置，可是對徑直走向第二次的統一戰線卻很

明顯地比蘇聯領導者更加保留一些。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１　日要求建立這樣的統一戰

線的宣言，事實上是由王明代表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環

境下，在莫斯科提出的。

至於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他們對再次與蔣介石擁抱遠比斯大林更覺得

不快，他們認為蔣介石是屠殺他們朋友的劊子手，並且認定他是革命的叛徒。

到　１９３５　年底，當毛澤東的隊伍於　１２　月在瓦窯堡再次集結時，他已準備不僅

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而且與資產階級中同歐、美帝國主義聯絡在一起

而傾向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那些成分合作。有了他們的支援，

“工農共和國”將會變成一個“國防政府”。但是蔣介石，作為“漢奸賣國

① 《毛澤東集》第　3　卷，第　14　頁。

① 《蘇維埃中國》第　91—94　頁；《毛澤東集》第　3　卷，第　183—185　頁。

② 《毛澤東集》第　4　卷，第　363—367　頁。

賊營壘”的“首領”和土豪劣紳、軍閥和買辦的代表，則特別被排除在所提

出的統一戰線之外。①

然而，到了　１９３６　年　４　月，張學良會見周恩來，力勸共產黨人停止與蔣介

石打仗，集中力量抗日，答應運用他同蔣介石的關係，勸蔣介石接受這樣的

休戰。因此，１９３６　年　５　月　５　日，中國共產黨直接打電報給南京軍事委員會，

這封通電隨後被毛澤東描述為標誌著“放棄‘反蔣’口號”。②此後，毛澤東

經常與張學良、楊虎城以及其他軍政領導人接觸，討論合作抗日的可能性，③

並且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特地致函張學良，表示願“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

達成抗日救國的協議”。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毛澤東與其他　１８　名共產黨高階

軍政領導人聯名寫信給蔣介石本人，表示希望他能改弦更張，這樣子孫後代

將不是把他當作對中國的毀滅應負責任的人，而是當作“救國救民之豪傑”

來記憶。④

所有這些建立在政治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姿態，並不意味著共產黨人對蔣

介石的惡感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當蔣介石在　１２　月　１２　日被張學良、楊虎城

在西安扣留時，共產黨的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有一種本能的反應，認為

以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把他送交審判是十分適宜的，但是沒有任何證據說

明這樣的政策也被毛澤東和其他高層成員認真地考慮過。相反，毛澤東在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寫信給閻錫山，讓他放心，說“絲毫不求報復南京”。①

曾有一再的報道，毛澤東在收到莫斯科專橫地命令他不要殺害蔣介石的電報

後很生氣，他的生氣可見並不是由於被剝奪了獵獲物時的失望而激起的，而

是由於斯大林懷疑他的忠誠，或懷疑他的常識而引起的。②

無論如何，一旦開始執行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

毛澤東，就表現出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很明顯，原因是對於他們來說，拯

救中華民族並非僅僅像對於列寧來說那樣，是策略計謀的基礎；它本身就是

一種價值觀。

當然，按照中國革命新近已達到的階段，以及當時可以相應推行的工作，

毛澤東不管是對他本人還是對他的追隨者，都不可能要求做出這樣重大的改

變，而不證明這樣做是正當的。在剛剛提到的　１９３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的講話中，

毛澤東開始粗略地敘述他有關這個主題的想法；他只是在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　年才對

它們充分地加以研究，並給以明確的表述。但是，在繼續探討毛澤東的政治

思想——它在延安時期，在成熟和複雜性上，顯著地達到了更高的水平——

以前，有必要談一談在他的整個思想中越來越佔中心地位的哲學思想在　１９３７

年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