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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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財政說明書》，20　卷。劉善述：《自治財政論》，第　25　頁。孔斐力：《中華民 國的地方稅收與財政》，

《遠東研究中心論文選》，第　3　集（1978—1979　年），第 100—136　頁。

① 張玉法：《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第　458—459　頁。 關於士紳捲入地方稅收，

見孔斐力：《中華民國的地方稅收與財政》。

② 見《劍橋中國史》第　10　卷，第　9　章，《長江下游的戰後問題》，劉廣京著。

１９　世紀　９０　年代末，由國際壓力突然引起的危機，使解決這個問題有了

新的緊迫感。社會名流對外國壓迫者的義憤（和暗地裡對不能保衛國家的滿

族人統治政權的不滿），導致要求擴大政治參與的範圍。戊戌維新運動包含

一股值得注意的地方積極精神的潮流，它預示著利用好地方名流的力量將是

建成強大國家的唯一途徑。像黃遵憲這樣的改良派人士，在呼籲以地方自治

作為強國基礎之時，心目中顯然以日本作為榜樣。黃遵憲斷言，官方的控制

只能導致依賴和被動，而這正與全然覺醒的民眾的素質背道而馳。①

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以及義和團運動的災難，加強了要求立憲的呼聲；

人們認為立憲的一個重要部份就是要求在地方政治方面實行改革。康有為在

１９０２　年寫道，地方自治對國家復興來說是必須的。關鍵是動員民眾的力量，

特別是動員地方名流的力量。只有在管理自己地方社群的策略方面長期研

究，才能使中國人適於在競爭的世界中生存。康有為在文章中吸收了顧炎武

在　１７　世紀信奉的舊“封建”思想，地方人士對他們社會福利的關心遠遠超過

按照迴避原則從別處調來的官吏。康有為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動員民

眾的力量，完全是那些國家的地方自治長期實踐的結果。經濟發展和國家強

盛必然會跟隨地方政治力量的動員而來。可透過立憲制度把這些力量用於國

家，地方主義決不會減損國家的凝聚力。相反，康有為認為兩者是非常緊密

地聯絡在一起的。②

在立憲派中間，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是地方自治這一新思想的最主要的

推動者。他認為自治將主要有益於中國的民氣。自治絕不是一種分配權力的

方案，而是一條加強內部紀律、充實整個國家的途徑。雖然沒有官吏從“外

部”統治他們，但是民眾會最終為一系列的社會法則激勵，朝向他們共同的

目標邁進；這個目標就是國家的團結和強盛。和康有為一樣，梁啟超相信自

治對個人性格並最終對群體起到改造作用。立憲派的主要對手章炳麟，作為

同盟會的發言人，帶頭抨擊“封建”思想。中國數千年以前就脫離了封建時

代，它不同於西方國家——更不必說日本了。他認為，那種以為中國適合於

實行西方變體的代議制政府的觀點是荒謬的；它只會在從政者中導致追求自

我利益和相互競爭，並在地方社會中導致無政府狀態。（可能是作為革命的

後果）所需要的是一個肅清腐化、紀律嚴明的適應統一的民族國家各種需要

的官僚政體。①

晚清官方關於地方自治的觀點，大部分是由袁世凱的活動和提議形成

的。袁世凱在　１９０２　年被任命為直隸總督後不久，即開始在天津建立現代化的

警察和教育制度。天津被列強視為它們通向京城的路線上的一個樞紐；在義

和團事件後，有效率的市政管理被認為是避免中外衝突一再爆發所必需的。

袁世凱的計劃不僅包括現代的警察和學校，而且包括吸收和利用地方名流的

① 黃遵憲：《在南學會上的講話》，載《湘報類纂》，第　307　頁以下。對地方行政 的評論追溯到清初顧炎

武和黃宗羲的論著，在　19　世紀末，日本和中國學者都 研究這些論著。見喬舒亞？A。福格爾：《政治與漢

學：內藤湖南（1866—1934 年）個案》，第　182—19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