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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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駁斥了不少地主們的請願書中的陳述。然而，地主們的反訴並非全然毫

無根據。相當多的並不完全理解新法律條款的佃戶，和另一些只是為了充分

運用有利的政治形勢的人，採取了完全不交租的做法。有些地主受到威脅、

劫掠或毆打，少數被殺死。但是，這些行為，一般似乎是針對那些拒絕實行

減租，或把土地收回自種或轉租給比較順從的佃戶（這是一種只有在佃戶嚴

重違約的情況下，才為當地習俗認可的行為）的地主。確實，許多地主的阻

撓策略導致了有關實施新的租約的命令：舊租約被宣佈無效，只有遵守二五

減租的租約才是有效的。關於計量單位“太小”的抱怨，同佃戶或行政方面

的關於地主使用的計量單位“太大”的抱怨一樣多。正是為了防止欺詐行為，

調解委員會被迫推行他們自己的計量單位。他們也以類似的方式禁止佃戶在

以實物交租時，為增加重量而把穀子弄溼。

從減租引起摩擦和糾紛的恢復，我們可以得到兩點啟示。第一，特權階

級的抵制證明是成功的。罷稅的威脅促使省政府放棄了土地改革計劃，因為

省政府需要地主的金錢和合作，以便推行其他計劃。從浙江的地租改革所引

起的騷動中得到的第二點啟示是，這種騷動是長期積累的失望的發洩。佃戶

們並沒有主動對地主的契約提出疑問，但是，一旦當局採取一項新的措施，

它就成為騷動的催化劑。

浙江佃戶與地主之間糾紛的大部分原因，也很自然地能在這個國家的其

他地方發現。最為頻繁發生的衝突與地租的數額或地租的押金有關；歉收時，

地主不是增加地租（例如，因為地主自己的賦稅增加了），就是拒絕降低地

租（或者是拒絕降低到佃戶所要求的數額）。然而，還有許多關於利益上的

牴觸，很難將其羅列：農民被抽佃，有關收成的核算或所用計量單位引起爭

執，催甲過份苛刻或粗暴，等等。有時，佃戶指責非在鄉地主的代理人，除

為地主索取一大筆押金外，還為他們自己索取“小押金”。佃戶們還指責代

理人當土地未被租用時，因介紹承佃而索取佣金或賄賂。至於地主方面，他

們的抱怨首先涉及拖延交租或拒絕交租（實際上往往是無力交租），但是，

有時也涉及偷水或盜伐竹林。①

許多爭執是由第三方引起的：天。絕大多數減租請求是在荒年提出的。

一次關於上海腹地的調查列舉了　２２０　起與地租有關的事件的起因。除　１５　起是

拒絕在荒年減租外，有　３９　起事件是因天氣反常引起的（洪澇　２４　起；風災造

成的破壞　８　起；乾旱　７　起），２３　起是因蝗災引起的。②這裡，我們要強調兩

① 蕭信誼（音）：《從　1927　到　1945　年的四川農村經濟和社會》（高階研究實驗學 校，博士學位論文，1972

年），第　96—97　頁。

② 蔡樹邦：《近十年來中國佃農風潮的研究》，第　36　頁。

點：（１）“偶然的”（即使是週期性的）因素在激發與地租有關的事件中所

起的作用；（２）在這些對個別地點的爭執糾紛中普遍的突出問題。交租的原

則幾乎從未產生過問題。

在　２０　年代和　３０　年代，這些衝突確實似乎稍稍頻繁和強烈一些。上面提

到的調查，在　１９２２—１９３１　年這　１０　年間，從上海的兩家報紙（《申報》和《新

聞報》）上，總共記錄下　１９７　起與地租有關的事件。③在前　３　年（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所記錄的事件次數每年是　９—１１　起。在第二個　３　年，即動盪不安的　１９２５

—１９２７　年，每年的次數在　１７—１９　起之間徘徊。從　１９２８　年起，每年的次數從

未低於　２０　起。因而，騷動似乎稍有加劇。此外，暴力行為（如侵入地主的住

宅和宰殺、分食地主的豬）和風潮及騷亂的比例都有上升的趨勢：從前　５　年

（１９２２—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