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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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決之後（參見本書有關章節）。魯迅對於這場慘劇深感震驚，比以往任何

時候更感受到“白色恐怖”下的迫害。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就這樣促使他與

左派的論敵找到了共同點。

此外，為看準激進派論點的弱點，魯迅覺得有必要鑽研馬克思主義的美

學原理。從　１９２８　到　１９３０　年，他開始閱讀和翻譯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

的著作。自我教育，使他逐漸改變先前關於文學本質上與政治無關的觀點。

他現在相信對現狀表示不滿的文學，能對現政權起破壞作用，而且確實可以

被稱為“革命的”。①

到　１９３０　年，魯迅實際上已接受了青年激進派的基本信條，儘管在表達上

自有其精微之處。他總結說，恰恰由於革命受到挫折，才不得不創作革命文

學；作家和工人在共同的“苦難”中聯合起來。遭受壓迫的同樣經歷形成了

② 李何林編：《中國文藝論戰》，第　412　頁。

① 李何林編：《中國文藝論戰》，第　379　頁。這篇文章由陳雨石（音）譯成英文，見約翰？伯寧豪森和特

德？赫特斯編：《中國革命文學：選集》，第　37—44　頁。編者還提供一篇透徹的緒論。

① 關於魯迅文學觀和革命觀的改變，見李歐梵：《革命前夕的文學：對魯迅左翼 時期的看法，1927—1936

年》，《現代中國》第　2　卷第　3　期（1976　年　6　月），第　277—291　頁。

共同的紐帶，使這種文學“屬於革命的勞苦大眾”，因此是無產階級的文學。

②魯迅與他的激進派論敵的和解，並不一定意味他在辯論中被爭取過來；因為

像他那樣一個性格倔強和有遠見卓識的人，是絕不會向任何人屈服的。相反，

他必然已經意識到這些革命作家儘管一心追趕時髦，卻已捕獲了城市知識分

子變化了的心態。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　年間的北伐，使人們看到真正革命的前景。這一短暫的政治

樂觀時期過去後，大多數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又一次變得與國家疏遠起來。

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新政府，不是透過適應或者勸說去爭取文藝界的知識分

子，它只表示出不信任，隨後是　３０　年代初期的檢查制度與迫害。同情國民黨

的自由派人士蔣夢麟後來說，政府已經“同廣大的群眾失去了聯絡，它對於

社會上的不滿情緒沒有一個深刻或者清楚的認識”。①另一方面，共產黨利用

了這種不斷增長的情緒，並以高超的組織才能，努力將這些浮躁的城市作家

集合到它的旗幟之下；這就為　３０　年代主宰文壇的左派統一戰線提供了舞臺。

② 戴乃迭編譯：《無聲的中國：魯迅著作選》，第　176　頁。

① 劉心皇：《現代中國文學史話》，第　485　頁。

左翼作家聯盟與關於文學的論戰

１９３０　年　３　月　２　日，大約　４０　名作家（最初參加的盟員有　５０　餘名）在上海

集會創立了左翼作家聯盟。２　月　１６　日，在這次有重要意義的集會兩週前，由

魯迅和夏衍（沈端先）邀請進行了初步討論，以組織負責創立左聯的籌備委

員會。雖然魯迅一直被認為起了領導作用，但真正的倡議可能來自中國共產

黨，透過被專門指派擔任此項任務的代理人夏衍提出的。②在李立三的領導

下，中共曾於　１９２９　年底和　１９３０　年初開始執行一項總體規劃，在大城市建立

一系列文化“陣線組織”，以吸引像魯迅這樣同情革命的同路人。③除左翼作

家聯盟外，還成立了若干類似的團體——囊括了從戲劇、電影、美術、詩歌

到社會科學、教育、新聞和世界語等各個領域。這些團體都歸附在“左翼文

化總同盟”的大旗之下，雖然活動的中心仍是左翼作家聯盟。④

左聯的領導名義上是有七名常務委員的執行委員會，這七名常委是夏

衍、洪靈菲（兩人都是負責文化工作的黨員）、馮乃超、錢杏■（太陽社成

員，昔日魯迅的論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