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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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校園，這時幾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學生都被捲入一次大示威的計劃。

戰鬥爆發了，石塊對抗槍械和手榴彈。戰鬥結束時有三個學生和一名音樂教

師被殺，十幾名學生受傷。①

如果政府開始謹慎地疏遠知識分子，它不會取得像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那

樣強烈的結果。疏遠已是一個公開的事實，同盟國勝利後不到一年，昆明正

在變成知識分子的“恐怖世界”：首先，謠傳政府已列了一份“黑名單”，

然後發生了兩起對兩位教授的暗殺：李公樸於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１　日被害，而聞

一多於　７　月　１５　日在一次公開悼念李的大會上發表一篇激動人心的講演後被

害。②１０　名民盟其他領導成員，包括潘光旦教授（清華教務長），費孝通（人

類學家，雲南大學）和張奚若（政治學家，聯大）立即前往美國駐昆明領事

館避難，直到他們的安全得到一個來自重慶的特使保證為止。③

在這種變化莫測、憂慮和對現權力結構越來越不抱幻想的境況中，學術

界的主要任務是收拾行裝，把學校遷回原來的校園。搬遷工作完成得極其迅

速。例如，１９４６　年秋季學期，南開大學在天津郊外的八里臺校園重新開學。

８００　多名學生在原址恢復學習，那裡　７０％的建築已被毀壞，但一年後恢復工作

就完成了大約　３０％，而管理人員為重建學校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政府繼

續執行其統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學，包括南開在內，變為國立。

增設和改組也在進行。例如，北洋工學院戰後從陝西遷回，１９４６　年重新命名

為北洋大學，人員被配置在兩個部分，即一個理學院和一個工學院。幾所教

會大學從四川遷回後聯合組成華東大學，設在上海前聖約翰大學的校園裡。①

１９４４　年，撥給高等教育的經費總數已達　１８０　億元（１９３７　年為　３０００　萬元），

但它的真正購買力只相當於　１９３７　年期間的　１８０　萬元。４０　年代末期學生人數

較多，學校也較多，這意味著質量急劇下降。②從總體看，在戰爭年代數量的

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質量的提高，雖然在某些學校某些專業領域的大學教學

仍設法保持世界標準的高水平。從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開始教育部對大學員工進行

個別正式登記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爭議。③

① 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　年的政治鬥爭》，第　44—50　頁。又見本書第　13　章。

② 《觀察》第　1　卷第　1　期（1946　年　9　月　1　日），第　22—24　頁。

③ 同上，第　24　頁。關於全情，見葉文心：《異化了的高等學府：中華民國的高等教 育》。

① 《中華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1947　年　1　月　15　日），第　108　頁。

② 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載《中華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

③ 關於戰後兩年來的中國教育狀況，見《中華教育界》新　1　卷第　1　期，第　12—13 頁；又《中華教育界》

新　2　卷第　1　期（1948　年　1　月　15　日）和新　2　卷第　2　期（1948 年　2　月　15　日）的特輯。關於高等院校的損失、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一份新週刊《觀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本世紀中期中國自由

主義分子的最後抵抗。主編儲安平得到來自像十幾年前曾向《獨立評論》投

稿的那樣的知識分子的積極支援。為第一期《觀察》寫作的名單是一份高等

教育和現代專門職業界領袖的部分點名冊：王芸生，《大公報》總主筆，該

報當時是一份最受重視並廣泛傳播的日報；伍啟元，清華經濟學教授；蔡維

藩，南開歷史學教授；馮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