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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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各處，第　394—398　頁；柯文：《傳統與現代 之間：王韜及晚清中國的改革》；又蔡榮芳（音）：

《買辦思想家的處境：何啟 （1859—1914　年）和胡禮垣（1847　年—1916　年）》，《現代中國》第　7　卷第

2　期 （1981　年　4　月），第　191—225　頁。

慮滿族或王朝的統治，關心保持他們自己的地位和對社會的專制統治。結果

是，他們拒絕了最後的機會，未能在當時的政治結構內協調社會的首創活動。

①反維新政變的衝擊波衝擊了名流社會中公開積極活動的那一部分人，加重了

他們對朝廷的不信任，與朝廷益發疏遠。起初，不清楚逮捕牽連多廣——名

流廣泛從事維新活動的地方，如長江下游，許多人有理由感到不安。進一步

的對立，是由任用滿人取代各省漢族高階官吏的政策引起的。此後不久，朝

廷支援義和團，支援處決反對義和團的官吏，１９００　年非理性的種族主義引起

的災難性的國際後果，疏遠了範圍更廣泛的名流人士，他們對助長社會動亂

的危險非常敏感，並厭惡再次挑起外國入侵的政府。

在　１９　世紀與　２０　世紀之交，京城官吏懷著幻滅的心情紛紛辭職還鄉，京

外的學者堅信他們不能為清政府服務。排滿在整個　１９　世紀原是潛伏的、躲躲

閃閃的態度，如今與反對專制壓迫結合起來成了公開的政治態度。也許第一

次公開發表的對滿族統治的攻擊是　１９００　年夏在《申報》上出現的。①有些人

認為，政府一旦在　１９０１　年後開始了新政的程序，只要它能維持控制更久一

些，它就能成功。這樣的論點低估了這樣大的國家的變革問題，但卻正確地

表明了清政府官辦維新運動的活力與在短短几年中取得的迅速進展。這種論

點的缺點，在於它低估了在官僚政治的國家和名流社會之間出現的政治隔

閡。

參與和控制，而不是維新，繼續處於清朝最後　１０　年衝突的核心地位。北

京政府把維新與集權和延續官僚控制的目的結合起來，這一做法激起了反

對。②一位最堅定地主張維新的總督張之洞，在由誰控制鐵路發展的問題上和

名流人士意見相左，儘管兩者共有強國和實現工業現代化的信念。只要領導

的名流被賦予他們認為有意義的任務，他們就可能參加政府，或與政府合作；

但當官吏再三設法限制外界的積極活動時，他們就拒絕給予支援。

發動辛亥革命的反對派是由與官僚政府的基本衝突形成的。③反對派是從

一些具有不同利益，對政府和社會具有不同觀念的名流社會群體中發展起來

的。然而，就自由民主的意義而言，這些群體並不是作為利益集團而發揮作

用。中國社會的總體性過強，名流階級內部的差別太不顯著，社會－政治觀念

對於急劇地採取西歐的特別是美國的模式的政策來說，是過於強調整體性

了。不同的名流階層——不論是老的還是新的——的成員繼續由家族、地域

或其他紐帶互相聯絡在一起。反對派的成員也共同具有一些基本觀點，他們

是民族主義的，相信某種程度的民眾動員，希望重新分配政治權力以提供範

圍更大的社會參政，並且易於感到被清政府官吏所出賣，易於不信任他們。

１９　世紀最後　１０　年的主要政治運動，如　１９０５　年的抵制美國貨、省辦鐵路風潮

和立憲運動，都廣泛地表現並動員了反對集團的聯合，還牢固地把民族主義

的感情同他們爭取代議制政府的要求聯絡在一起。①同盟會和康有為領導的立

① 關於戊戌變法，見張灝：《劍橋中國史》第　11　卷第　5　章；湯志鈞：《戊戌變法 史論叢》。這種解釋採

自蘭金：《“輿論”和政治勢力》，第　470—472　頁。

① 《義和團》第　4　卷，第　171—172　頁。

② 關於清政府的維新方案，見市古宙三；《劍橋中國史》第　11　卷第　7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