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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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開除陳獨秀、彭述之及其他許多人黨籍時達 到頂點。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

② 蕭作梁：《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權力關係，1930—1934　年》，第　55—56　頁。

③ 考慮了所有的事情後，可以認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李立三的組織成就的 讚揚表現出普遍的樂觀，但

不是真實的記述。常註明日期為　1930　年　7　月　23　日 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秘書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

案》（見《紅色文獻》 第　354　頁）是在　4　月至　5　月起草而在　6　月透過的。

李立三領導下的中共在地區上極度分散，並遭受到嚴重的破壞，要實現

統一與其說是組織上的工作，還不如說是意識形態上的工作。然而李根本不

是一個大理論家。隨著莫斯科先發生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決裂，後來又發生

斯大林與布哈林的決裂，李必須或者逐漸形成自己的路線，或者像共產國際

那樣遊移不定。但不管他遵循誰的指導，他必須說服他的追隨者。當說服工

作遭到失敗時，未被說服的人離開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離開黨。但是向

忠發、李維漢、賀昌、鄧中夏和其他幾個人支援他，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核心，

足以有效地控制黨中央。①

儘管王明苛刻地抨擊李立三的組織路線，②但是共產國際撤換李並不是基

於這個原因，而是因為他在戰略上的錯誤（參見下面的註釋）。在短時間的

混亂後，經過共產國際的許可，中央轉到“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王明是他

們的領袖——之手。於是在中央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共產國際的權威被用

來反對“實幹”派的工會領導人。這些人堅持反對李立三，他們發現自己的

力量基礎由於蔣介石的迫害而損失嚴重。③在農村，共產國際的權威被用來反

對蘇維埃領導人，自六大以來，他們控制的幅員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長。

在所有嚴酷的黨內鬥爭中，引起　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與何孟雄和羅章龍領導

的“實幹”派之間爭論的問題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當這些爭

論爆發時，何孟雄與李立三原有的爭論已經解決。兩次爭論之間僅有的聯絡

似乎是黨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誰來重建黨。從查閱現存的檔案——大多傾向於

反對“實幹”派——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點是何孟雄、羅章龍和他們的

支持者建議召開緊急會議，其代表性比　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和他們的顧問帕維

爾？米夫建議召開的四中全會更為廣泛。緊急會議建議從基層重建黨，而六

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四中全會——實際上於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召開——只有狹窄的

代表性，他們則寧願從上層來重建黨。根據“實幹”派的判斷，後一條道路

對黨以及對整個革命運動將產生極為可怕的後果。①還有一些個人的因素，例

如爭奪領導地位，不信任缺少經驗的年輕“布林什維克”，也肯定進入爭論；

然而它們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當這些爭端彙集到一起時，結果是何孟雄

和羅章龍兩人過高地估計了工會反對派的力量和團結，這種估計錯誤導致他

們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四中全會上完全失敗。何孟雄和另外　２２　人，包括五位年

輕的左翼作家，顯然被出賣給警方，接著在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　７　日被槍殺。

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領導權之後，可能曾企圖實現黨組織的

“布林什維克化”——一方面要求絕對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政治路線；另

① 王明：《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　3　卷，第　70、100、108、140—141　和　143—144 頁；郭華倫：

《中共史論》，第　2　卷，第　334　頁。我舉出這些人名是為了糾正 一種認為李立三在　1929—1930　年幾乎完

全沒有支持者的印象。

② 王明：《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　3　卷，第　68—71　頁。

③ 《星火燎原》，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