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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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無產階級，但無產階級卻陷入經濟鬥爭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資和更好的

工作條件，而這兩種利益的政治意義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間權力之爭的犧牲品。根據列寧

對待富農的態度，根據俄國的經驗，即富農對群眾的剝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殘

酷和野蠻，共產國際於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指示中共對富農採取更為激烈的政

策。因此，江西蘇維埃於　１９３０　年　２　月透過了一部《土地法》，規定沒收全部

公共的、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而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召開的蘇區代表大會（毛澤東

未參加）提出沒收富農出租給他人耕種的那部分土地。①

下到蘇維埃一級，富農問題成為一個棘手的實際問題。當富農的至關重

要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便阻撓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據地與鄰近城鎮之間

的貿易在他們手中，他們可能停業，給共產黨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方面

的經驗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井崗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②後來在　１９２９　年　４　月

興國《土地法》中，對富農採取了較為溫和的態度。③可能出於同樣的考慮，

鄂豫皖蘇區的富農直到　１９３１　年，仍保有他們的土地。不論湘鄂西或湘贛蘇維

埃都沒有對富農實行嚴厲的政策。①

當　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取得黨中央的權力時，富農問題變得尖銳起來。毛澤

東所採取的遏制富農權勢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時拿走富農的“剩餘

土地”（抽多補少），然後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時再拿走富農的“好地”（抽

肥補瘦），②而不違背平等的原則。但這一做法在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的四中全會上

受到嚴厲的批評。③１９３１　年　９　月　１　日黨中央的信指示他改變政策。誠然，富

農問題在中央的階級路線中構成了重要的一環。這條路線對動員貧苦大眾是

重要的。中央想做的是隻給富農分壞地，而不考慮給地主以補償。從理論上

講，毛並不認為所有的富農都是剝削者。他們可能是半個地主或半個資本家，

但他們也可能僅僅是潛在的剝削者。④在另一方面，２８　個布林什維克把富農

定義為“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貸和經常僱工”者。因此，很清楚

他們是剝削者。⑤如果寬厚地對待他們，就模糊了階級路線，或完全放棄了階

① 關於共產國際指示，見《紅色文獻》第 324—327　頁和桑頓：《共產國際與中國 共產黨，1928—1931　年》，

第　87—91　頁。與桑頓的印象相反，共產國際的這個 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詞含糊不清。這個指示說，在反對

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的 戰爭變得激烈時，可把富農問題放在第二位。大概就是在這種限制下李立三 在1930

年夏改變了他的土地政策。關於這些法律的全文，見王健民：《中國共 產黨史稿》第　2　卷，第　357—361

頁。但如認為李立三的　1930　年　5　月土地法體現了 向反對富農的激進政策的急劇轉變則是錯誤的。因為這

部土地法不堅持消滅 富農，是符合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的。

② 《毛澤東集》，第　2　卷，第　67—69　頁和第　47、56　頁。

③ 同上書，第　2　卷，第　73—75　頁和　179—184　頁。

① 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　2　卷，第　191—192　頁和第　245—248　頁；《星火 燎原》，第　2　集，第

99—100　頁。

② 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　1　卷，第　143　頁。該書中文版比該書　1960　年出版 的英文版好得多。

③ 《紅色文獻》，第　236　頁。

④ 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第二號（1930　年　6　月），收入蕭作梁；《中國土地革 命，1930—1934　年：

文獻研究》，第　153—155　頁。

⑤ 1932　年　1　月　10　日中央來信，收入王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