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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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蘇很快即將從政治上或軍事上採取行動，以緩解日本的孤立情緒。

當其中幾個強國於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在布魯塞爾會晤來討論這一事件時，日本的

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① 盧溝橋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敘述是寺平忠輔的《盧溝橋事件》。

中日戰爭期間的強國形象，１９３７—１９４１　年

２０　世紀　３０　年代中期的雙重現象——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對中國重新

產生興趣——在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戰爭爆發後變得更加清楚。與戰場上的勝利形成

強烈對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戰爭目的問題。日本為對華戰爭正投入大量軍隊（士

兵人數超過　１００　萬），並於　１９３８　年　４　月在國內宣佈全國動員，使整個國家為

勝利而行動起來。但是，打這場戰爭究竟為了什麼並不清楚。正值日本的軍

政首腦打算把日本的亞洲政策透過與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轉向幫助恢

復某些穩定意識的時刻，這場戰爭爆發了。現在所有這一切都不成為問題了，

然而對為什麼一定要打這場戰爭卻沒有清楚的認識，對這場戰爭將帶來什麼

後果，也沒有共同的預見。當時日本能想出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建設新秩序

的漂亮措辭。對“新”的強調錶明瞭他們不回到過去的意識。相反，這場戰

爭將是改變日本、亞洲，乃至世界的手段。日本正在實現“改變當前社會和

經濟組織”的歷史使命。①對國內，這意味著減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響——黨

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樂主義。著名社會學家高田保馬聲稱，日本人必須學

會儉樸地生活，使個人的安康與全民族的福利一致。他們必須讓個人利益服

從社會監督。對國外，新秩序的概念使這場戰爭合理化，用高田的話說，“中

國和日本不是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更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亞細亞

主義或亞洲新秩序），以加強亞洲對西方的集體自衛。②

這樣的自我粉飾暴露出日本人對其未來的地位是多麼的絕望。對中國呼

籲泛亞細亞主義無異承認這場戰爭不能在戰場上贏得。如果中國人覺得他們

被西方忽視，因此除遵從日本確定的東亞新秩序外別無選擇，那麼這種呼籲

可能不全是絕望的花言巧語。的確，有一些中國人以前就傾向以朋友對待日

本人，著名的如汪精衛，他們仍抱著維持兩國密切關係的幻想。他們相信中

國不可能從其他國家得到很多援助。這是他們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

失算。他們將會發現，遠不只是這兩個國家繼續進行戰爭，它越來越成為全

球衝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國家捲進來。

根據中國的觀點，這種有利的發展完全不是預先註定的。１９３５　年共產國

際大會③提出的人民陣線，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７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是理想多於現

實，主要是因為美、英不願意把自己與蘇聯拴在一起，後者可能會把它們卷

入對法西斯國家的過早衝突。此外，蘇聯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

例如，就在盧溝橋事變前夕，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軍

事指揮官，遭到槍決。帶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是德國比其他各國更有潛力

援助中國。因為德國同中國和日本雙方的關係都好，所以在戰爭初期，中國

人希望德國能施加壓力，以節制日本的軍事行動。①相比之下，一開始不可能

依靠美、英。這兩國仍深受消極主義和孤立主義情感的影響。他們對中國的

同情本身並不轉變為有效的政策。

所有這一切都戲劇般地突然發生了變化。１９３７　年底到　１９３８　年初，美、

① 長谷川正：《對立戰爭論》，第　164　頁。

② 高田保馬：《東亞民族論》，第　69、77　頁。

③ 1935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20　日，在莫斯科舉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制 定共產國際在反法西斯鬥

爭中的策略方針，提出建立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