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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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強有力的軍事秘密警察首腦戴笠將軍指揮，從事並增進與敵佔區的貨

物貿易；不過，無論這種貿易，還是本地的生產均不能滿足市場。就日本人

而言，在整個戰爭期間，他們都宣佈這種貿易為非法，但他們也企圖參與。①

從　１９４０　年起，通貨膨脹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

是公眾對貨幣缺乏信任。１９３７—１９３９　年，有一種強烈的儲存法幣的傾向，尤

其是在農村民眾中間。這種儲存是鄉村中對貨幣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種反應，

它緩衝了通貨膨脹的衝擊，因為它減少了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緩解了對難

以得到的消費品的需求。但是，隨著　１９４０　年夏季稻穀歉收，農夫們開始儲存

糧食，而不儲存貨幣。投機商預計將來價格上漲，也買進並囤積大量糧食。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重慶的食品價格隨之暴漲了將近　１４００％。其結果是工業、

運輸業和其他行業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資，並領到這些工資，這導致消

費者開支激增，而它又導致進一步儲存貨物。於是，通貨膨脹螺旋上升開始

① 易勞逸：《矛盾關係面面觀》，第　275—284　頁。

了，直到　１９４９　年以後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國民黨當局以出售公債和外匯儲備來避免印發大量新鈔票。不久

那兩種替換物都枯竭了。與開闢新稅源或緊縮開支控制預算赤字相比，印製

新幣畢竟容易得多。再則，當局不考慮經濟學家們有關通貨膨脹危險的警告，

爭辯說在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社會，它不會成為一種嚴重的危險。只是在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價格開始暴漲後，他們才逐步覺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貨幣貶

值而斷送全部戰爭的努力，他們就必須增加歲入，削減支出。

１９４１—１９４２　年，政府開始認真尋求新的稅收來源。所得稅擴大了；對運

輸中的貨物徵收一種所謂消費稅——其實就是恢復舊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

且鹽稅增加了，成為政府稅收中最有成效的稅種。另一項增稅計劃是　１９４２

年制定的，對鹽、糖、菸草和火柴的銷售實行國家專賣。這幾種措施僅僅是

勉強有利。所得稅和超額利潤稅幾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於故意逃稅。消費

稅雖然有利，但對貿易造成許多障礙，於　１９４５　年被廢止。所有這些徵稅計劃

都不解決問題，這由下列明顯事實可以看出，稅收所得還不到政府戰時現金

支出的　１７％。

最為深遠的財政改革是田賦徵實。自　１９２８　年以來，農業土地稅曾由地方

政府以貨幣徵收。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開的市場上為其龐大的軍隊購

買米穀。但是，隨著米價暴漲——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平均價格高出戰爭前夕　２０　倍

以上——維持軍隊的費用已變得難以支援。因此，自　１９４１　年　７　月開始，中央

政府從各省接管了田賦的徵收。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貨幣課稅（在非產米區按

小麥和大麥等其他糧食；在罕見的情況下徵收棉花）。然而，這樣徵收的糧

食仍然滿足不了軍隊和公務員的需要。因此在　１９４２　年　７　月政府著手實施糧食

的“徵購”（在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改為“徵借”）。這就是說，納稅人現在不得不

向中央政府輸送的不僅有土地稅，而且還有大體相當的糧食，納稅人對後者

以後將得到補償。

透過這些措施，中央政府獲得了有保障的食糧來源。它不必再以法幣在

公開的市場上購買昂貴的稻米。這減少了印製新鈔票的壓力之一。然而，這

種糧食稅極易被侵吞。這種侵吞使農民深為不滿，也促成政府道德上敗壞。

張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觀的政府高階官員，得出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田

賦徵實的）長期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為軍隊獲取低價食

品的眼前利益。”①

儘管政府在開發新稅源方面並非明顯地成功，但它確實果斷地限制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