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下)

第110部分 (第2/4頁)

年　５　月完全取消，

這就以例項證明了馬歇爾的使命是受其國家對華政策約束的。禁運來得太遲

了，以致不能對政府的戰爭計劃或談判程序有任何抑制性影響。因此，它也

不能使共產黨平靜下來。實際上，它在這方面所能產生的任何效用，幾乎全

被向政府出售價值　９　億美元戰爭剩餘物資的　８　月決定直接破壞了。而美國的

反共批評家卻立即利用禁運作為他們攻擊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論點，斷言因

此而引起的軍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軍戰敗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國的調停努力實際上沒能討好任何一方，就企圖介入中國內戰

純屬無益之舉來說，除了向不久後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提供了直接

經驗以外，並沒有達到什麼目的。儘管美國沒有辦法勸誘國民黨應允它的隨

① 《中國問題白皮書》第　1　卷，第　225—229、311—312　頁；又《美國對外關係，1945　年》第　7　卷，第　527

－721　頁各處；鄒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　年》，第　429—430　頁。

① 《美國對外關係，1946　年》第　10　卷，第　735　頁。

便哪一項要求，但為了它自己的國內和國際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棄對與

中共作鬥爭的國民黨政府的支援。這樣，１９４６　年武器禁運的姿態既不能誘使

政府方面對其戰爭計劃作出重要改變，也不能從共產黨方面贏得任何友好表

示。相反，禁運唯一持續的後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國政府及其在美國的支援

者的怨恨。與此同時，隨著全面戰爭行動的開始，其他形式的物資援助和外

交支援仍在繼續。也許，馬歇爾使團的最大不足之處，並不是它對中國內戰

程序的影響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國人本來就該想象到，他們調解努力

的實際效果可能就只會如此。這種錯誤的假定就很多美國人來說是根深蒂固

信念的一個部分，這種信念來源於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充當亞洲命運主

要仲裁人的角色，這使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有權力和責任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

去決定中國的政治命運。

國民黨統治的衰落

國民政府在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能夠聲稱，它對這個國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

業基地以及估計約為　４　億　５　千萬人口的　３／４　以上擁有領導權。國民政府不僅

作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國的領導者而贏得了喝彩，還把中國帶進了世界政治

舞臺，在那裡終於被承認為大國之一。因此，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及其

領導的政府孤注一擲地冒險解決“共產主義難題”就不令人吃驚了。

１９４５　年，政府軍總人數超過　２５０　萬，是共產黨軍隊人數的兩倍多，而且

在武器、裝備和運輸能力上佔有明顯的優勢。共產黨軍隊——除了游擊戰經

驗外沒有什麼其他作戰經驗，沒有空軍、海軍，也沒有政府那樣受過美式訓

練和使用美式裝備的陸軍師——在大多數觀察家看來，它似乎無法與國民黨

的軍隊相匹敵。蔣介石和他的將軍們，就像那些為他們的軍隊提供軍需和訓

練的美國人一樣，對現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國取勝，如同剛

剛在對日戰爭中所做的那樣。但是這種情形並沒有出現，這幾乎使所有的人，

也許除了共產黨人之外，都感到吃驚。在追敘　１９４６　到　１９４９　年的內戰過程之

前，讓我們先看看國民黨人統治的中國在同一時期的衰退過程。因為共產黨

人的最終勝利，是建立在舊社會的衰弱及支配這個社會的政治體制的衰弱的

基礎之上的。

當時的參與者和目擊者，不一定贊同中共關於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地

主統治農村以及主要家族壟斷城市經濟等理論的解釋，並以此去理解國民黨

存在問題的嚴重性。這些問題在　４０　年代都是顯而易見的，對此外交家和外國

記者以及只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國報刊都曾作過反覆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