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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文官六十、武官一百。
從八品，文官五十、武官八十。
正九品，文官四十、武官六十。
從九品，文官三十、武官四十。
還有便是沒有品軼的公員和普通軍人，都是二十貫。
按照這份俸祿草案，及時是不入品軼的公員、軍人和首輔大臣的差距也才堪堪二十倍，比起大宋頭重腳輕的巨大鴻溝要良性許多。
唯獨有一點就是低品軼的文武官員，俸祿太高了。
大宋一個赤縣的縣丞，從七品的文官，月俸才不過三十五貫，而到了駱楚這裡，卻一口氣翻了一倍達到七十貫。
還有一點就是武官的月俸漲幅最大。
以寇仲為例，他早前是右千牛衛將軍，從三品，月俸不過一百二十貫還沒有職俸田，在大楚這，從三品的武官卻達到兩百八十貫，和從二品的文官一邊高。
這也是駱永勝做主定下來的。
“武官要打仗，會死人，危險性比文官要高，自然理應多一點。”
雖然提了俸祿，但是財政的狀況反而會變的更良善，因為駱永勝決定著手裁員，精簡大楚的公員編制。
在早前的大宋，單單光一個江西，就有亂七八糟的各種官員胥吏三萬兩千七百餘人，全國官員在景德四年時竟然高達五十七萬八千餘人。
這意味著全國每一百名百姓就要養一個官、養一名禁軍。
這個比例乍一聽似乎並不可怕，即使是對比後世，都算的上極其良性了。
但是賬不能這麼算，更不能忽視客觀的生產力條件。
這一時期，一個百姓的月收入很難達到五百文，這還是戰亂前的洪州，更偏僻和荒涼的地方，百姓的收入可能只有一兩百文。
把天下的百姓拉個平均數，三百文，一百人一個月才三十貫。
而一名禁軍、一個官員，兩人的月俸加在一起最少也得四十甚至五十貫。
這種嚴重的超標，會給百姓帶來極大的生活負擔。
這也是為什麼東京城甚至比一千年後的現代一般城市還要繁華，而地方卻苦的連飯都吃不上，頻頻造反。
宋朝嚴重時，天下一年五到十反。
喝天下血養以東京為中心的京畿圈十幾座城市，養天下的冗兵冗官，地方焉能不窮不苦。
趙恆在位期間，有一段時期被稱為鹹平之治，所頒行新政中有一條仁政就是裁官。
其在位的第一批裁員在宋史的記載中就高達十一萬人之巨。
相當於精簡了全國五分之一的公務員隊伍。
窮苦農民的生活壓力和負擔自然得以釋放。
而後在澶州之盟後，趙恆又精簡了禁軍編制，將地方上吃中央財政的禁軍序列改編為地方廂軍，僅保留下北地的威虜、寧邊；升州的太平、陝甘的鳳翔四支禁軍。
這一波又裁汰了將近二十萬冗兵。
兩波瘦身使得北宋迅速富庶起來，也給自己兒子也就是仁宗皇帝留下了一個好攤子。
加上宋仁宗也爭氣，大宋才變得越來越好。
而現在，駱永勝覺得很有必要在繼續深化改革，精簡編制。
“孤決定以江西為試點明確有哪些職權衙門和公員編制的數量。
先說布政使司，這是省一級的衙門，設正三品布政使一人，從三品參政兩人，這就是三個省官。
下轄戶政、禮教、吏政、工建、按察、兵馬、都察、刑判、審計九個司，每個司一名正四品司正、兩名從四品司院，屬官公員三十人。合併起來便是一司三十三人，九司二百九十七人。
一個布政使司衙門滿編為三百人。
不再設儀仗、掌旗等衙前，只招一百名衙役負責保衛，九司各可單招三十名衙役文書負責公務傳遞和公務出差時的隨從工作，如此則一省另有三百七十名沒有品軼且非公員身份的衙役，你們可以稱其為臨時工，衙役的月俸為五貫。
江西轄下有七個府，每府設正四品知府一人、從四品同知一人。
下轄九處，每處正五品處正一人、從五品副處一人，屬官公員二十人，合併一處二十二人，九處一百九十八人，加上知府同知剛好兩百人。
一個府衙役編制五十，九處衙役文書編制為二十人，滿編二百三十人。
七個府則公員一千四百人、衙役文書一千六百一十人。
府下為縣，縣設正六品縣令一人、從六品縣丞一人。
原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