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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某一所大學的教授呢？教授不是一種職位，甚至不是一種職稱，而是一種角色。也許在30年後的未來，有許多人跳出傳統的學術架構成為世界的教授。
於是我重新回到科羅拉多州，創辦了自己的實驗室，成為一名個體教授。我沒有考慮過創辦一家諮詢公司或培訓公司。相反，我就像原來在斯坦福商學院任教那樣安排自己的時間：50％的時間用於研究、寫作、開發新思想，30％的時間用於各種形式的教學活動，20％的時間用於日常的管理工作。目前很少有人考慮過這樣的職業道路，但是幾年後也許就有很多人。今天看來是艱難的道路，20年後或許就是最平常的選擇。
現在，你也許還會問：作為自由教授，我是如何養活自己呢？答案是運氣。我和傑瑞·波拉斯合作出版了《基業常青》，我們沒有想到這一基於6年學術研究、主要提供新思想的著作一面世就立即成為暢銷書。也許它的出版時機非常討巧，當時很多人對企業重組開始厭倦，他們渴望迴歸。可以說，我們的思想完全符合時代的精神。7年後，我們再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好運氣，我們實驗室推出的第一本書《從優秀到卓越》正好趕在安然公司醜聞被媒體曝光、新經濟的狂熱開始減退、證券市場的泡沫逐漸破裂這一歷史時刻出版。我們再一次贏得了時代的青睞，獲得了更大的成功。這兩本書使我有能力成為個體教授，給自己捐贈教席，授予自己終身教授頭銜。
如果時代不青睞我們，也許我的職業轉變不會成功，就像許多人無法實現自己的創業夢一樣。這又使我想起登山這一大學堂中學到的第三課。
理解真正的風險
區分機率與後果：成功源於理解真正的風險
1975年夏天，一位名叫大衛·伯里斯爾斯的年輕登山者看上了科羅拉多州波爾特以南一座從未有人嘗試過的峭壁。多年以來，許多攀巖者甚至連想都不敢想。他們說，“也許終有一天它將被征服，但是決不是我們這一代。”攀登難度還在其次，最主要的是缺乏自然保護。伯里斯爾斯看不到任何縫隙可以塞入巖楔，只見峭壁先是垂直升起約5層樓高，佈滿了礫石與銳角，然後再向後略縮為85度的巖壁，上面好像有較大的握點。對於伯里斯爾斯而言，最危險的部分還是峭壁的下端部分，極容易墜落受傷。
伯里斯爾斯開始了征程，身上垂著繩索，帶著少量巖楔，希望在最危險的部分能派上用場。大約在攀登了50英尺的高度後，他才驚慌地發現，上面的巖壁其實比下面更難攀登。經過幾千年雨水的沖洗，岩石表面變得異常光滑，幾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施力的地方，更不用說塞巖楔的縫隙了。
系在腰部的安全帶突然脫落，一下子不見了蹤影。失去了任何登山器械與保護，任何不小心都將使他垂直墜落60英尺，以每小時50英里的速度跌向一片鵝卵石的地面。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這一情景算不算危險呢？
那得看你如何定義危險了。
對於大衛·伯里斯爾斯而言，這算不上什麼危險，墜落的後果雖然嚴重，但他墜落的機率幾乎為零。當年的大衛，正值顛峰狀態，這條路線猶如《紐約時報》上的一個謎題，雖然具有一定的挑戰性，但完全在能力範圍之內。如果不能正確解答，其懲罰就是從60英尺的垂直高度墜落而死。失敗的後果是致命的，但是其機率非常低。
當然，如果解題者由於過分擔心失敗而極度慌亂，以致出現一連串的錯誤，那麼最終的後果必然是從懸崖上墜落而身亡。假如伯里斯爾斯讓落崖摔死的可能性在自己的大腦中發酵，那麼他或許早就命歸西天了。但是他沒有，因為他將墜落的機率與墜落的後果嚴格區分開來，而且以專注的精確度登上了懸崖之頂，成功開創了一條“驚險之路”。此後，只有少數幾個登山者獲得了成功，這倒不是由於該路線的難度係數特別高（5。11），而是由於墜落後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
迄今為止，還沒有人死在“驚險之路”上。選擇攀登的人都是那些將墜落的機率幾乎降低為零的人，他們知道無論攀登的路線是輕鬆還是艱難，墜落的機率是高還是低，如果從幾百或者幾千英尺的高度墜落，其後果將是毀滅性的。因此，他們帶著必要的警覺，懷著一種對登山和潛在風險十分尊重的態度踏上了“驚險之路”。他們不會因為潛在的死亡威脅而心神大亂，但是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決計不會以一種滿不在乎的態度看待自己的登山。
登山歷史上最悲慘的故事大都發生在那些不能正確區分機率與後果、思想因攀登難度下降而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