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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李在村裡，這樣就將腳伕的數量削減了三分之一，也就是我們的預算勉強可以接受的84名。
今天回想起當時的情景，我意識到對登山而言，積極主動的態度將會帶來很大的不同。減少負重意味著減少成功的機率。我們都明白這點，但是沒有人公開抱怨。恰恰相反：每個人都到處檢視其他人的裝備是否是最佳狀態。更少的負重也意味著更少的成員，成員少的隊伍更加機動，移動更加迅速。
在Vertical公司，我們也有意識地尋找具有積極態度的教練。有時候，儘管態度最積極的候選人不一定在教練技巧方面是最合格的，但是我發現，比起矯正一個人的生活態度，教一個人如何訓練別人登山要容易得多。這一戰略保證了Vertical的工作環境充滿愉快的氛圍，僱員、管理人員和教練都喜歡在這裡工作。另外，這種積極的環境氛圍也是高工作效率的保證。
強有力的領導和協調一致的決策
我們的團隊不是指望一個人對所有關鍵性問題作出選擇，而是每個隊員都準備為自己作出艱難的選擇。其他人也許不會總是在你作出選擇的過程中指導和幫助你，所以我們必須為此作好準備。這種意識使我們在關鍵時候都能挺身而出。每個隊員在登山途中都堅強地呼叫過隊友——傳遞這個團隊都安全的訊號。這些抉擇相應地搭建了我們通往山頂的成功之路。
4月27日，探險隊緩慢地向山頂移動。我們在一號營地儲備了足夠的裝備，並在22000英尺處固定了繩索，這是關鍵性技術困難結束的高度。天氣仍然晴好，但我們擔心會變天。向珠穆朗瑪峰發起最後進攻的時候到了。
登山計劃中需要我們中六名隊員作出選擇：三個人將留下來建立二號和三號營地，另外三個人將按照原定路線向珠穆朗瑪峰發起真正的衝擊。因為我們一共有八個人——六名智利人和兩名夏爾巴人——所以有兩個人必須留在一號大本營。我們的團隊將如何作出選擇呢？
其中的一名夏爾巴人，恩尼瑪，他害怕這條登山路線，不想繼續前行。而儲笛姆的狀態非常好。他是一個登山經驗非常豐富的夏爾巴人，29歲，和我們相處得很好，並且很希望繼續登頂。如果登頂成功，他將是第一個在這條路線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夏爾巴人，這會為他帶來很多的工作機會。但是，如果帶上他，就意味著必須留下克拉迪奧·盧塞歐，他是我的老師，傳授了我們全部的登山知識，並和我合作登山13年之久。但是他已經59歲了，身體素質大不如從前，而這正是登頂必須押下的賭注。
帶領整個團隊作出選擇，是我一生中最棘手的任務。克拉迪奧和我一起攀登過幾十座高峰，他教會我所有登山的技巧。這是他第四次，無疑也是最後一次攀登珠穆朗瑪峰的機會。在從事登山教練35年後，他是對這次登頂最勢在必得的一個。我花了兩天的時間鼓足了勇氣，和他坐下來談這個問題。我盡力向他表明他一向教給我們的東西：作為一個團隊，我們必須打出手中最有希望獲勝的一手牌。在這過程中不能摻雜任何私人情感。我深信，留下他和恩尼瑪是保證我們勝利登頂的最佳選擇。
克拉迪奧沉默了足足5分鐘之後開口說：“最重要的是要保證公司的最終目標，而不是探險隊中一些人的個人期望。”儘管我感到克拉迪奧盡力壓抑了自己的真實情感，但是他的反應對其他人都是一個榜樣，對登山和管理都一樣有效。如果一位領導者保證所有的團隊成員都對企業的最終目標熟記於心，並且所有的決策和行動都圍繞這個目標，那麼即使是最難的選擇結果，也是容易讓人接受的。
我們第一次登頂的嘗試徹底失敗了。在一號營地，天氣突然變壞，儲笛姆的面板感染了，另外一個隊員的肋骨疼痛難當，不能再繼續攀登。我們撤回大本營，並制定了新的登頂計劃，這個計劃只包括五名智利隊員。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我們所帶的儲備只夠40天用。
5月12日，經過16小時的艱難跋涉，我們一行五人到達了二號營地，一路上的積雪深及腰間。我們需要再花四個小時清理一塊地方搭建帳篷。儘管這塊清理後的空地給我們提供了一定的保護，但並不是最理想的地點。山風吹來的雪很快將我們的帳篷覆蓋，我們不得不每隔45分鐘清理一次。在海拔24130英尺的高度，這樣似乎微不足道的挫折也讓我們沮喪。分散在各自的帳篷時，我們對登頂隊伍的人員名單作了最後的篩選。克里斯坦·加西亞·胡多布朗是一位31歲的電腦工程師，非常機智，也許是我們中體力最好的一個，我和他將嘗試登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