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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省市縣領導頭腦又重新膨脹起來。明明是欠收減產，卻又大吹糧食產量超過“大躍進”的1958年，糧食高徵購的商品率竟達，農民留量加回銷全年人均佔有糧食只有357斤，除去種子、飼料和社辦工業用糧，每天的人均口糧不到半斤，而且大部分是紅芋片。1960年春最困難時人均每天口糧只有2兩左右。
而就在這種情況下，各地為了完成糧食徵購還開始了造成滔天大禍的“反瞞產”運動。“反瞞產”運動針對農村各級幹部，上報產量達不到上級領導的徵購任務，立即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批判鬥爭，殘酷毒打，直到報產數字滿意為止。本來1959年中國的糧食全面絕收，使1960年的冬小麥沒種子可播，第二年必然又是絕收的一年！而在1958年冬至1959年夏季人民公社的整頓和調整中，因公共食堂缺糧，許多地方允許社員回家做飯，在夏糧收割後分配了一些糧食給社員群眾，這使農民還有一線生機，但“反瞞產”運動變成了針對社員群眾的抄家搜糧運動，全副武裝的民兵，吊打已經無糧的農民，要把這最後一部分救命糧從社員手中摳出來，以充徵購任務。這樣就斷了千百萬農民的後路，再加上沒有自留地和畜牧業的自救，便引起了空前嚴重的後果，造成了這場人為的災難。從1959年11月起，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饑饉就籠罩了全中國。斷糧的農民數千萬地餓死，萬戶蕭疏、餓殍遍野，到處都有餓死倒斃在路邊的人。樹皮被剝光吃了，被子裡的棉絮也扒出來吃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現吃人肉的現象。
曾有一說是蘇聯背信棄義和逼債造成的大饑荒，其實蘇聯宣佈撤回專家是在1960年7月16日，這時大饑荒已在全國農村漫延近兩年了，有兩千多萬人是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5月青黃不接時死去的。這期間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中國政府1959年中國糧食出口不僅未減，反而達到歷史最高水平，1960年也仍是居高不下，採取無償贈予的方式向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提供援助，置國內大批餓死的農民於不顧。
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是這場災難受災最重的地區。當時的省委領導好大喜功，還打腫臉充胖子，在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1959年至1961年三年就外調157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在四川驕傲地宣稱外調糧食居“全國之冠”的同時，四川農村大量餓死的人也居“全國之冠”，整整一千萬，只少不多。，城市也普遍餓飯，糧食定量急劇下降，城鄉老百姓怨聲載道。
佔彪回到雙河農場後，馬上佈置冬小麥的播種，他要堅持這塊綠州的持續大豐收。同時幫助被群眾譽為“救命書記”的強子安置四處慕名來逃荒的鄉親。勉強過了1960年的春節後，佔彪看到不斷加劇的災情又開始了再一次的救援行動。這次他讓劉陽負責江浙一帶的救援，曹羽負責東北一帶的救援，這兩地的救援以給錢和糧票為主，由趙本水帶著龔班長一行保護錢和糧票送過去。自己則親自負責四川本地的救援，以發糧食為主。這次救援還包括隋濤的鐵道兵、三德的海軍戰士的家鄉父母。
四川的救援佔彪根據上次的經驗，把手裡的十輛解放牌汽車分成五組，每組14人兩輛車，車上裝著偽裝好的成袋大米、麵粉。由佔彪、小峰、成義、正文和二柱子各帶一組，強子在家留守。出發前佔彪一狠心，把打鬼子時的五部短波電臺啟用了分到了各個組，以便互相聯絡。
雷科長一看到這五部電臺眼睛都綠了，多少年沒有碰過他的專業了。那種表情，那種熱情，那種失態，分明是失散的父子重逢！經他兩天兩夜的改裝，五部電臺都變成了車載電臺，除了可以用手搖發電機外，還可以用汽車發電。經雷科長改造的天線不但隱蔽在車廂鐵架上，而且效能大大增強，使對講距離達到500公里，發報距離達到2000公里，成都到北京的直線距離才1600公里。這回遠在北京都可以直接聯絡了。
樊剛則忙前忙後幫著檢修著汽車，換好了每臺車的備用胎，又和佔彪建議說，應該換一副車牌，這和成義的想法不謀而合。項工臨時接受任務，他的小加工廠把十輛汽車的地方車牌卸了下來，做了兩套備用的軍用車牌。
佔彪看看一直為出行做積極準備的樊剛、雷科長和項工，指令他們也參加救援行動，和程老師跟著自己的組同行。樊剛四人高興得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佔場長真是用人不疑啊，竟敢把勞改犯帶出去。
五路人馬是從南充附近的雙河農場為中心，按著綿陽和德陽方向，宜賓、瀘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