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國家誰的家-國共戰爭裡的非常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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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館工作。《大公報》的宗旨是“不黨、不賣、不私、不盲”，我喜歡。組織上叫我在《大公報》潛伏下來，一方面批判國民黨的罪惡種種，一方面跟同情共產黨的報業同人聯絡、溝通。本來，在媒體幹資訊就很靈通，自然也能蒐集不少情報。

雖然我在情報科，顧順章不是我的直接上司，但我倆其實關係挺好。他年輕有為，才華橫溢，交友廣泛，正好能幫助我採訪到很多上海的重要人物，尤其是黑漆漆的青幫。我麼，總是報館裡能拿到頭條的主，很讓同行羨慕，連老闆吳鼎昌也誇讚我說，看你像是很有背景的，南京有什麼人麼，軍統的？我心說，呵呵，還中統呢。

顧順章的叛變讓我心痛，原來朋友是這樣的不可靠，原來所謂的同志轉眼之間就成了敵人。當你與人握手，也許是握到了槍上。當你沖人微笑，或者就是在衝棺材笑。顧順章，他的一家人會有怎樣的下場，我還不清楚。但我知道，沒有人能笑到最後，哭才是壓軸大戲。是的，顧順章的叛變改變了我很多，或者說，我這顆無冕之王的大腦也戴上了成熟禮帽。

我在屋子裡憋得難受，就想起了寫稿子，然後投到《大公報》去，或其它什麼報，反正我對它們的那些套路都很熟了。於是，我展開稿子，揮動鋼筆。墨水快用完了——我明白，這是黨在警告我，投稿也會暴露。我停下筆，打著腹稿，這感覺就像我老婆織毛衣。

那天，我夫人正在窗戶那兒織打，卻聽到一陣泉聲。她對尿騷最敏感，就探頭張望，便發現了一個人在牆根那兒方便。她覺得怪，以為是特務，就叫來我。我一看，果然，但不是國民黨的，是我黨的，李克農！

李克農方便完，抖了抖褲子，就走了。他的背影很高大，正好把弄堂口能擋住。

我知道，那裡一定有個啥紙條。我就讓老婆趕緊去，怕弄堂的風把那紙條給吹到爪窪國去了。

老婆從牆縫裡取出紙條，回到家，交給我。

我開啟，上寫：速勸楊離滬。

楊登瀛，在上海一家日本的洋行當高階職業經理，也用日文撰寫一些通訊稿。二四年加入改組後的國民黨，就此跳入大革命的驚濤駭浪。我是在一九二六年和他相識的。那時我以仰慕其名、想找他求教日語為名登門造訪的。他很熱情地接待了我，與我高談闊論，還談到了中日局勢。我那時已是共產黨員，但沒跟他明說。組織上派我在上海做法南區委宣傳部長，也做些*工作。同時，我還在應聘《大公報》上海館的記者，也想求楊登瀛幫幫忙。

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當上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就讓陳立夫組建了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楊劍虹任採訪股總幹事，就推薦楊登瀛為駐上海特派員。而楊登瀛呢，既看不慣國民黨的*與*、同情共產黨，又不怎麼信仰共產主義。他把自己的心事對我和盤托出，我感到機會來了。

楊登瀛跟我說他很不喜歡國民黨，覺得國民黨腐朽得很快，出乎他的想象。我說專制必然*，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所以，國民黨的下場是必然的，那就是*至死。楊登瀛點頭稱是，馬上就聯想起共產黨。他說起這三個字的時候，眼裡都冒著熱氣兒。我謙虛地說像共產黨呆的那個山溝溝，想*都沒機會啊。楊登瀛笑稱的確的確，地緣政治啊。我馬上又嚴肅地說共產黨早晚要奪取天下，因為它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走的是工農路線。楊登瀛立刻諾然說草根萬歲。

當我告訴他我就是共產黨時，他並沒把杯中的茶灑掉一點，而是用茶杯蓋兒捋著水面吹起一陣輕霧。他緩慢地走到我面前，我只好站起來。他忽然伸出手，我毫無準備地和他握了握。他說他很理解，像我這樣的想法這樣的作為不是共產黨才怪。我發現他的覺悟相當的高，不是不信仰共產主義，而是對啥都持一種相對的懷疑。他也知道共產黨和紅軍的一些事蹟，很是景仰。我給他一個建議，既應承下特派員的差事，又為共產黨幹些事情，這樣腳踩兩隻船一明一暗可保未來無憂。他很高興，說自己終於找到出路了。我也讚道，你非常識時務，又很有遠見。

我向陳賡彙報了情況後，周恩來就讓後者去見楊登瀛。後來，黨把連德生派作楊登瀛的保鏢。這樣，他們就可以單線聯絡了，我也就不在裡面摻和了。但我對楊登瀛後來的成績，還是略知一二的，因為我和陳賡的上司顧順章很好。

是我，為黨發展了第一位雙面間諜。黨為了能撐起這位雙面間諜的雙重面子，不僅給他提供經費（他的經費也是雙重的），而且還給他添置了一輛寬大、笨重的賓士轎車，並在北四川路大德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