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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之前，所以大家公推我主持。這一案非比尋常，交給別人，我不放心！請兩位辛苦吧！”
“是！”陳夔龍覺得有句話不能不問。“王爺，原奏請派大學士、軍機，何以旨意改派御前？此中或有深意，不知王爺想過沒有？”
“如果是派大學士，當然由李少荃主持，慈聖的意思是不願他為難。”慶王接著又說：“同案的幾個人，情形不同，聽說楊銳、劉光第都是有學問的人，品行亦很好，如果一案羅織，有欠公道，應該分別辦理。兩位到了部裡，可以把我的意思告訴他們。”
陳夔龍心想，不派大學士決非體諒李鴻章，不願使他為難，多半是怕李鴻章會有所偏袒。由此可見，慈禧太后對懲辦這一案，主課重刑。而聽慶王的口風，楊銳、劉光第可從寬減，其餘只怕不是大辟便是充軍的罪名了。
於是辭出慶王府，轉到總理衙門，先備諮文，知照刑部，敘明會審緣由。其時宮門抄已經送到，其中便有崇禮所上奏摺的原文，而上諭指明受審是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康廣仁共七人。至於張蔭桓，“雖經有人參奏，劣跡昭著，惟尚非康有為之黨，著刑部暫行看管，聽候諭旨。”最後特別宣示：此外官紳中有被康有為“誘惑之人，朝廷政存寬大，概不深究株連，以示明慎用刑之意。”
總理衙門的官兒，常跟洋人打交道，在局外人看，都不免有新黨之嫌，如今連受康有為“誘惑”的人都可不受株連，新黨耳目更不在話下。因而看完這道上諭，無不有如心裡放下一塊石頭的輕鬆之感。
可是看到另一道上諭，心情卻又沉重了。皇帝自道，“從四月以來，屢有不適，調治日久，尚無大效。京外如有精通醫理之人，即著內外臣工，切實保薦候旨。現在外省者，即日馳送來京，勿稍延緩。”
大家都明白，這是廢立的先聲。京中早有許多流言，說“遲早必換皇上”，這道上諭，已見端倪。但是“皇上”是那麼容易換的嗎？總理衙門的官兒都有些擔心，怕因此而會引起各國公使的干預，又無端引起許多難以料理的糾紛。正在相與諮嗟之際，聽見馬蹄得得，夾雜著輕快的輪聲，入耳便知是與後檔車不同的西洋“亨斯美”馬車，當然是有洋人來了。
來的是法國署理公使呂班，要見慶王或者任何一位總理大臣。李鴻章被逐，張蔭桓被捕，慶王及由軍機大臣兼任的總理大臣，很難得來，在衙門裡的，只有一個曾為翁同龢所排擠，這一天又奉旨回本衙門的吏部左侍郎徐用儀。
總理衙門辦事的規制，凡是與洋人會談，必由章京作筆錄，章京以國別分股。法國股的章京，一共九個人，最能幹的是一個杭州人汪大燮，與籍隸海鹽的徐用儀是浙江大同鄉，當然順理成章地由他來作筆錄。
翻譯姓吳，是呂班帶來的。賓主四人，在一張大餐桌的兩面，相對坐定，略作寒暄，談入正題，吳翻譯先有所透露，呂班此來，是為了探問皇帝的病情。
一聽這話，徐用儀先吃一驚，知道遇到難題了！向汪大燮使了個眼色，示意他亦用心想一想，倘或窮於應付時，須作支援。
等呂班發過言，吳翻譯照實譯告：“今天看到皇上有病的上諭，頗為詫異，亦很關心。
上諭中說，四月裡以來，就有不適，何以三四個月之中，未見談起？“
“多謝貴公使關心。”徐用儀慢條斯理地答說：“聖躬違和已久，常有傳說，貴公使何以不知，其故安在？本大臣未便懸揣。”
吳翻譯聽他這樣回答，臉有難色。顯然的，對於皇帝有病的傳言，受僱於法國公使館的中國人，如吳翻譯等等，一定不曾告訴呂班。倘或據實轉譯徐用儀的回答，或許他就會受到責備，所以顯得為難。
不過，他還是跟呂班長長地說了一大篇，輔以手勢，似乎在解釋什麼？呂班聽完，點點頭問道：“皇帝生的是什麼病？”
這不便瞎說，亦不能用打聽確實了再來奉告之類的話搪塞，徐用儀只好含含糊糊地答說：“皇上是積勞之故，精神不振，胃納不佳，夜眠不安。”
“這是一般病人都有的症象，到底是什麼病？”
這樣逼著問，頗使徐用儀受窘，汪大燮便疾書一個“肝”字，將紙片移到徐用儀面前。
“大致是肝病。”徐用儀問吳翻譯，“呂公使要打聽得這麼清楚，是為什麼？”
“我想他總有道理。”吳翻譯問道：“徐大人這話，要不要譯給他聽？”
“不必！且聽他說。”
呂班說的是：“肝臟有病的人，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