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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軍餉，超過二百七十萬兩白銀，將近佔了全國商民捐款的一半。 在此之後，朝廷的官員幾乎養成了一種習慣。只要財政吃緊，他們第一個想到的來源往往就是山西商人的腰包。 山西商人在這種近乎勒索性質的捐輸中並非完全一無所得。按照朝廷的規定，他們可以根據捐輸銀兩的多少，換得大小不等的榮譽官職。日升昌的東家就透過出錢，換來了四品知府的頭銜。當年日升昌的二掌櫃毛鴻翽，更是不光為自己，甚至為家族中祖孫五代人，都換來了大大小小的頂戴。山西商人透過這種途徑，由商入官，憑藉官商結合的特殊身份，他們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也獲得了別的商人無法得到的官場內幕訊息。正是由於他們建立了與官僚集團十分密切的關係，使他們日後在商場中獲得了很大的利益。 1862年，大清國和太平軍之間的戰爭已經有十個年頭了，紫禁城龍椅上的皇帝也由咸豐換成了他的兒子同治。 這一年發生的一樁看似偶然的事件，又將朝廷和山西商人的關係向前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採訪】黃鑑暉 山西省財經大學 副教授 太平軍起義後期，又是捻軍的起義。因為當時這個清中央的財政主要來源，是靠江蘇、廣州這些地方。那麼捻軍一起義，就把由南到北這條官道給切斷了。再繼續運現（銀），就不能走了。這樣條件下，廣東這個地方財政就開始票號匯兌。由於廣東這個成例，福建、浙江、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這些省就匯兌了。  
禍 福 之 間（七）
【解說】 山西票號創辦之後，在四十多年的時間裡，雖然已經替普通百姓方便快捷地匯兌了上億兩的白銀，在百姓之中享有很高的聲譽，但是朝廷一再堅持“祖宗家法”不可輕易改變的態度，禁止山西票號匯兌官府銀兩。 從1850年開始，清政府的各行省長官都以“道路不寧、裝鞘運現風險太大”為理由要求朝廷准許以匯兌代替運現。 其實除了這條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各省長官一再要求票號匯兌官府銀兩還有一些不好向朝廷明言的苦衷。 首先裝鞘運現要僱傭馬匹、車輛，要訂製特殊的箱子，還要準備押運稅款人員的各種花銷費用。這些款項都是由地方政府支出，和這些開支相比起來，山西票號的匯費要經濟得多。 其次，由於連年戰亂，許多省份的大小衙門都處於一種入不敷出的境地，平時就不得不依賴向山西票號借款來應付各種不時之需。到了向朝廷上繳地方稅收的時候，他們根本湊不足朝廷規定的銀兩數量。朝廷和地方官府一樣，也在財政上，面臨捉襟見肘的困境，所以一再嚴令督促地方官員，按時足額上繳稅款。上面逼得急，自己又無銀可交，地方官員為了保住自己的頂戴花翎，只好再次向山西票號告急。對於官府的這種要求，山西商人一面答應，一面又表示因為各地分號庫存現銀有限，希望地方官員可以先接受一張匯票，然後直接到北京提取現銀。這樣一來既解了官員的燃眉之急，又省去了許多裝鞘運現的額外花銷。 山西商人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變相地促使地方官員向朝廷施加壓力，同意票號匯兌官府銀兩的。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祁縣、太谷、平遙幾個縣裡，春節過得格外紅火。這一年朝廷終於取消了山西商人不準匯兌官款的禁令。農曆正月十三，各買賣鋪戶結束了春節假期，重新開張營業。各家門前不僅張燈結綵，而且在開門做生意前，還特意舉行了祭財神的儀式，山西商人都希望能借助匯兌官款的良機而財源廣進。 【採訪】江沛 南開大學歷史系 教授 匯兌京餉可以說是山西票號獲得的一次難得的發展良機。尤其在是經過十年的戰亂之後，民間的商業蕭條，商業銀兩往來日益減少的情況下，這種生意對票號的生存，可以說就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票號匯兌銀兩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當時清朝一批官員都堅持認為這種做###造成金融混亂，當時的湖廣總督官文就曾經上奏朝廷說，“庫多收一批匯兌，即京城少進一批實銀。”所以就能造成“銀貴錢賤”這樣一種狀況，所以力請禁止匯兌。此後關於究竟是匯兌還是運現，那麼在官員內部先後發生過四次較大的爭論。  
禍 福 之 間（八）
【解說】 光緒年間，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開辦的阜康錢莊倒閉了。阜康錢莊憑藉胡雪巖的官員背景，也正做著匯兌官銀的生意。它倒閉之後，虧空了朝廷上千萬兩的白銀。由於發生了這件事情，朝廷再一次下令禁止票號匯兌官方銀兩，並且在禁止匯兌的聖旨中宣佈，官員一旦違禁，嚴懲不怠，強調各省督府要“知所敬懼”。 即使如此，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