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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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國家蘇聯”。①

上述文章發表之後，莫斯科受到極大刺激。蘇聯人曾告訴金日成，他們最惱火的就是中國人於2月4日發表的那篇文章，罵蘇共是最大的分裂主義者。於是，蘇共中央於2月中旬召開中央全會，聲稱要對中共實行“堅決反擊”，並採取“集體措施”。

2月下旬至3月上旬，中共中央考慮到要同羅馬尼亞代表團舉行會談，所以，決定暫停論戰文章的發表。但是，羅馬尼亞代表團離開不久，即3月3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發表了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八篇文章《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文章發表後，蘇共中央認為，這篇文章使論戰達到了“頂點”。

隨著中蘇論戰的全面展開，雙方已經難以心平氣和地說理了，發表的論戰文章不可避免地情緒化了。蘇方在文章中稱中共提出的關於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是“臭名遠揚”的25條。而且，赫魯曉夫在多次講話中指名道姓地攻擊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這種情況下，中方發表的論戰文章已經很難對蘇聯的情況作出實事求是的判斷了。突出地表現，就是對蘇共和蘇聯國家政權性質作出了越來越嚴重的估計。“八評”文章指出，由於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統治，由於公開宣佈“改變蘇維埃國家的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結果，“蘇聯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勢力，正在政治領域內，在經濟領域內，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猖狂地氾濫起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產生的社會根源，正是這種在蘇聯日益氾濫起來的資本主義勢力。”“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就是代表這種資本主義勢力的利益，並且為它服務的。”文章認為，“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絕不會給蘇聯人民帶來什麼共產主義，而是連社會主義的成果也受到嚴重威脅，它正在為資本主義的復辟大開方便之門。這也是美帝國主義所追求的‘和平演變’的道路。”南斯拉夫是這種“和平演變”的先例，“現在，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也正在把蘇聯引向這條道路。”①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行為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是會產生修正主義的，甚至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

對國內形勢過於嚴重的估計，直接影響了毛澤東對蘇聯社會的看法。他將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標題改為《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

文章對蘇聯國內情況的認識已經超出了毛澤東在1962年初的判斷，指出：“在今天的蘇聯，問題的嚴重性在於，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在蘇聯社會上出現了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由黨政機關和企業、集體農莊的領導幹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構成。“赫魯曉夫集團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之後，正在把具有光榮革命歷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黨，正在把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國家變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專政的國家，並且正在逐步地把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變為特權階層的所有制。”文章認為，蘇聯的特權階層反對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由於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偉大的蘇聯人民用血汗創立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面臨著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①

中蘇大論戰（2）

無論莫斯科接受也好，不能接受也好，蘇聯黨內確實存在著一個特權階層。沙圖諾夫斯卡婭在《克里姆林宮內幕》一書中詳細描述了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內的特權現象。她說，隨著蘇維埃社會等級結構的形成和固定，政黨領導階層的某些人開始搞特殊化，不僅要求權力和威信，而且要求物質財富和生活享受了。從20世紀30年代起，蘇聯對領導幹部實行高薪制。1934年，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之比為3∶1；到了1953年，一名部長的月工資為5000—6000盧布，而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只有250盧布。當時，蘇###內還實行兼職取酬制度，一個人可以身兼數職並領取該職務的全部報酬。黨委部門的領導幹部同時也在政府部門任職，政府部門的領導幹部同時也在黨委系統任職。這樣以來，幹部的全部工作報酬與普通工人的工資相比，差別就更大了，為40∶1，甚至達到50∶1。斯大林本人就兼了幾個職務，他拿了幾份工資，這些工資都原封不動地裝滿了幾大抽屜。不僅如此，在斯大林時期，蘇聯還向領導幹部秘密發放工資附加款，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大信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