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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仁坤也覺得水師非常重要，並且為太平軍的水師感到頭痛。他曾想出奇制勝，焚燒太平軍的船隊。他對江忠源說，鄱陽縣的知縣沈衍慶辦事果斷，很有謀略，可以命令他率領所部一千人，準備一些船隻，在稻草裡面藏火藥，從水上襲擊太平軍。但是，這個建議沒有透過。鄧仁坤又下令將幾十艘運糧船改為炮艇，招募水兵，扼守進賢門，以保餉道的暢通。
江忠源聽了郭嵩燾的意見，大為讚許，便請郭嵩燾擬寫奏疏，請清廷下令，責成湖南、湖北和四川各造二十艘長龍快蟹戰船，操練水師，命令廣東籌款購買一千尊大炮，配備到所有戰船上。
江忠源當天就派快馬將奏摺送往京城。文宗閱後，批准照辦。湘軍水師的興起，起源就在這裡。而湘軍全靠有了水師，才有可能在後來大規模出征時，截斷江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取得一系列的勝利。
郭嵩燾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看法，得到了包括曾國藩在內的湘軍陣營中的所有有識之士的重視。這充分表現了書生觀察問題的敏銳性。清軍與太平軍作戰已有兩年多，直到現在才有一個人明確地提出，沒有水師，就無法與太平軍抗衡。而這個人物，就是湘軍大本營的高階謀士。
郭嵩燾在1853年提出建立水師，距離1815年美國建成第一艘明輪蒸汽軍艦“德莫洛戈斯”號，已有三十八年。這艘後來改名為“富爾頓”號的輪船，排水量達到二千七百四十五噸，航速接近六節，裝有三十二門十四點五公斤的火炮。
就在江忠源防守南昌的這個夏天，美國培理艦隊的四艘戰艦，出現在日本海岸，依靠堅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劍為支柱的武士夢想。當時西方的強國還沒有造成鐵甲艦，中國人和日本人處在同一個起點上。這兩個東方國家的水戰技術雖然遠遠落後於西洋，但並非沒有可能趕上去。日本人後來急起直追，成為海上強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對於1853年的南昌守軍而言，造船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郭嵩燾說，南昌被圍已久，造船工程不是指日可待的，眼下時間倉促，只能先造一些可以容納幾百人的巨筏，把火炮排列在筏上，與陸師一起，夾岸衝擊太平軍的船隊。
巨筏造成了，卻沒有立刻派上用場。圍攻南昌的太平軍已於9月24日撤圍，揚帆北去。直到下一年，這些巨筏才被曾國藩用來堵塞湖口。
鄧仁坤見太平軍撤走，對巡撫說：“賊寇是主動撤離，並沒有受到重創，仍然不可掉以輕心！”他極力要求大力修築城防工事，親自監修炮城和炮臺，在城牆上修建官房、營棚、軍器庫、硝磺庫、瞭望臺和了望樓，加寬和加深環城壕溝，要求寬度和深度都要達到三丈。還在壕溝邊修築炮臺，用石塊壘砌堤閘。這些工程，總共花費了十四萬多兩銀子，把防禦工事修得固若金湯。
這些工事後來為曾國藩防守南昌提供了極大的好處。不過，這些事情都與江忠源沒有關係了。
南昌解圍之後，大家把南昌的保全，歸功於江忠源。清廷賞給他二品頂戴，賜給他白玉翎管和白玉搬指。
楚軍再次揚名，湘軍初次在省外獲得了聲譽。
1853年，咸豐三年（20）
鄒漢勳和鄒漢章兩兄弟都得到了清廷的提拔。鄒漢勳升為知縣，鄒漢章升為訓導。鄒漢勳繼續跟隨江忠源征戰，鄒漢章卻離開了楚軍，到長沙投奔曾國藩去了。
江忠源受到了褒獎，處境卻在惡化。他的部隊沒有及時地得到軍餉，部屬仗著剛剛打了勝仗，索要餉銀和獎賞，引起大譁，勇健的軍士大多數散去，江忠源的兵力大大削弱。
胡以晃等人主動撤掉對南昌的包圍，北上湖口。當時石達開奉命駐紮安慶，主持西征戰事，決定分兵兩路：由石祥禎、韋志俊率軍西進，直取武漢。胡以晃和曾添養率軍固守安慶，保證天京至九江交通無阻，並經略安徽北部，策應北伐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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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3年長沙最炎熱的三個月裡，曾國藩不僅感覺到了天氣的悶熱，也感到了官場的擠迫。
駱秉章、徐有壬和陶恩培這些文官都在擠兌曾國藩。他們表面上沒說什麼，也沒做什麼。長沙的武官們則不然，他們認為曾國藩手伸得太長，介入了他們的權勢範圍，要給這位欽差大臣一點顏色看看。
7月份，曾國藩把他看好的參將塔齊布上疏推薦給文宗，同時彈劾唆使提督侮辱自己的長沙協副將清德。曾國藩說，塔齊布忠勇勤勉，可以大用。他甚至說，塔齊布將來如果作戰不力，他願意與塔齊布一起受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