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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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帶有自況的味道。通篇燃燒著一種戰鬥的激情，它表明，在這個不公的世界上，是必須有人不惜任何代價，甚至犧牲了自己，去替弱勢者復仇的。 大約為了隨時可以因此辭職離校，故而同許壽裳、許廣平一起，租賃了白雲樓26號2樓的一組房間，及時搬出了中大的宿舍大鐘樓。  ＇返回目錄＇  
被夢境放逐的人（1）
國共合作破裂。 4月12日，大奢殺——魯迅稱作“血的遊戲”——開始了。北伐軍到達上海以後，蔣介石在白崇禧部隊的支援下，糾集當地###組織的人物，以“上海工人聯合總會”的名義襲擊工人糾察隊，佔領上海總工會，瘋狂捕殺共產黨人和工人領袖；接著下令禁止罷工和遊行，解散工會，取締一切革命組織。從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此外還有500多人失蹤。在4月15日當天，廣州的李濟深等也採取了大規模的清洗運動；出動軍警包圍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辦事處，省港罷工委員會和東山蘇聯顧問住宅；解散黃埔軍校和省港罷工委員會糾察隊的武裝；查封工會、農會、###、婦聯等團體，逮捕共產黨員和工人群眾2000多人，殺害100多人。 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一方面釋出命令“清黨”，清除異端，一方面建立“###”的極權統治。 凌晨。中山大學被包圍。宿舍樓的每一層，都有“樹的派”的頭目帶領武裝把守，搜查，捕人。氣氛十分恐怖。 魯迅聞訊，匆匆冒雨趕來參加緊急會議。 在會議上，魯迅鄭重表明，對於學生的被捕，學校是負有責任的，希望能夠出面擔保他們。而且，人被抓走也總應該知道原委，他們犯了什麼罪？僅僅宣佈一個事實是不行的。他向主持校務的朱家驊建議，找李濟深出個佈告，不準搜查教授宿舍。對於如何處理學生被捕問題，他與朱家驊的意見是對立的。朱家驊認為，學校是“黨校”，因此應當服從黨的決定，不要干預政府幹的事情。這樣的結論當然是魯迅所不能接受的。他提起五四運動，質問道：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而這種情況，朱家驊、傅斯年、何思源等參加過運動的人都是瞭解的。作為過來人，為什麼到今天會把這些全給忘了？為什麼成百成千個學生被抓走，我們又不營救了呢？朱家驊辯解說，因為時局不同，當時反對的是北洋軍閥。如此一來，有何話說呢？他只能說：現在就是要防止新的軍閥統治，不能再走老路。 在座的各位主任噤口不言，沒有反應。魯迅再次重複了一通“應該對學生負責”之類的話，而會議也就匆匆結束了。 回到白雲樓，悲憤之餘，他決定辭職。 4月21日，魯迅向中山大學正式提出辭呈，與此同時，許壽裳和許廣平也一起辭去了各自的職務。 關於辭職，與顧頡剛來中大不無關係。漢口《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編者孫伏園的文章；其中引用了魯迅和謝玉生給編者的信；透露了這一訊息，結果引出顧頡剛寫信提出打官司的事。魯迅認為這是利用“黨國所治”的一種恐嚇；於是復了一信，因為顧頡剛未曾實行，結果不了了之。後來編雜文集子時；他仍然把信件加了一個《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的題目插了進去。大約因為這是與“現代派”鬥爭的一段故事；所以不願輕易從此遺忘的罷。 辭職之後，魯迅更是深居簡出，簡直成了現時代的一名隱者。所謂“大隱隱於市”，表面上看來，他也確乎算得是“大隱”了，然而竟沒有一點隱者的超然的心思，只有攪纏在一起的痛苦，憤怒，焦灼和無耐。當此時刻，他想離開這個血泊而不能；只好暫且整理一下舊稿，藉以排解內心的蕪雜。 一是《野草》。編完後，他寫了一篇恰如地火般蜿蜒奔突的《題辭》。“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臨到結末，則有一種決死的悲壯與昂揚；像這種情辭激切的文字，在他的個人寫作史上是不多見的： 地火在地下執行，奔突；熔岩一旦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以及喬木，於是並且無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 為我自己，為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就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 去罷，野草，連著的我的題辭。 二是《舊事重提》，編集時；改作《朝花夕拾》。大約涉及回憶的緣故，寫的《小引》有點悲涼，說是：“看看綠葉，編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