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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行，在興趣方面是常年延續下來的，但是當時沒有思想準備。大家對於建設新中國熱情十分高漲，當時提倡“哪裡有需要，就到哪裡去”。這樣，我就服從領導要求，改行了。改行之後，我就“既來之，則安之”，這個“安”不是安靜的意思，是要認認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
李懷宇 你認為文字改革的意義在哪裡？
周有光 文字改革的意義很重要。中國的傳統與外國傳統相似，有文字之“神”，“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認為，文字是上帝給的，是不能改變的。這個觀念當然是錯誤的，事實上，外國與中國一樣，文字、語言都是隨著時代在變的。譬如今天在語言方面，有了電腦，很多新的名詞也隨之而來。中國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變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書同文”，當時七國使用不同的文字，統一以後，文字不同帶來很多不便，辦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統一文字。可見，早在秦始皇時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就開始了。後來，歷代都在改變，漢朝改變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為主要的文字，到了漢朝就開始用隸書，再後來又變成楷書。雖然古代傳說文字是由上帝給的，不能改變的，但實際上文字是不斷在改變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響，感到中國的文字太困難，對於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後來隨著與外國往來的頻繁，就發現中國的文字與國外的往來不方便。所以，從清朝末年，就產生了文字改革運動，寫的方面就是語文現代化運動。語文現代化，就是中國的語言和文字要跟隨時代的變化而發展。這些工作，我覺得近年來做得很好。解放後，在50年代制定了“漢語拼音方案”，現代年輕人都學了。這個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處很大。首先，使得中國的小孩子、文盲能夠利用這個工具認字，走進中國的文化寶庫；其次，方便外國人學習中國的文化。所以，漢語拼音一方面是從沒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間的橋樑，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這個橋樑看似是個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們中國人的名片上印著拼音，這樣不懂“方塊字”的外國人也可以認得，可以叫出來。我們中國從清朝末年到今天，都處於現代化的改革過程之中。
90年代以來，普及普通話做得很好。設想，一個大的國家，廣東人講粵語，上海人講上海話，香港人到北京旅遊還要找翻譯（笑），國人在本國找翻譯豈不是笑話？其實外國原來也如此，30年代我到日本東京讀書，原來以為我學的東京日語，可以走遍日本，但是發現就連不遠的京都人的語言都完全不一樣。可是日本能夠推廣日語，日本人稱之為“國語”，以東京話為基準，到了現在日本人之間講話沒有障礙了。西洋國家的共同語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實現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間實現了，我們中國還正在實現之中。前兩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樣調查，北京人能講普通話的大概佔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講，所以我們是在逐步改進。一個國家要做到現代化，需要達到很多指標，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講話大家都懂，如果講話都不懂，怎麼能算現代化國家？我個人的感覺，90年代我們的語言現代化工作發展得較快，是一個很好的現象。文字改革或者說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不能沒有，人不能不講話，人不能不認字啊！要達到這個目標，還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話要制定一個標準，要做教育工作，我們的文字特別困難，我們要使它變得方便一點，太困難的地方要改掉一點。當然，基本上要依照原來的，不能改動太多，逐步的改動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語文現代化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方面，重要性也就體現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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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百年風雲笑談中（7）
晚年，周有光每天還在讀書、思考、寫作，既有語言閒談，又有社會思考。2005年出版《百歲新稿》，他自序：“老來回想過去，才明白什麼叫做今是而昨非。老來讀書，才體會到什麼叫做溫故而知新。學然後知不足，老然後覺無知。這就是老來讀書的快樂。”
李懷宇 《百歲新稿》中的《蘇聯歷史札記》、《美國社會的發展背景》都是難得的好文章，你在書中說，老來讀書，首先想了解三個國家：中國、蘇聯和美國。為什麼有這些想法呢？
周有光 我現在寫的文章，平均每個月發表一篇，有的在大陸，有的在香港。因為年紀大了，沒有事情，別人來看我，說怕耽誤我的時間，我說我的時間不值錢，我現在是“無業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