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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 我雖然在北京，後來也浮腫了。同事中因營養不良得病的不少。
李懷宇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受到衝擊了？
資中筠 “文革”不久，就到幹校去了。像我這樣的情況，一開始就有一些年輕人貼大字報，把我作為一個典型，說領導的幹部路線有問題，重用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因為我出國比較多。
陳樂民 “文革”爆發的時候，我們兩人的情況還不太一樣，她在國內，我是隨代表團出國去日內瓦開會。一般開會回來，總是我們單位的領導去接，那一次我們回來之後，沒有人來接，我在車上的時候就問怎麼回事。他們就講：你到了機關就知道了。我一到機關，首先看到的是頂天立地的一張大字報，題目是：致出國人員書。副標題是：做保皇派還是做革命派，何去何從？我在國外工作，當時腦子裡根本不知道什麼是“保皇派”，什麼是“革命派”，覺得天下是要變了，接著就是“走資派”啊什麼的。
陳樂民 資中筠：美國與歐洲文明一脈相承（7）
資中筠 我已經捱了不少大字報了。
李懷宇 在國外的時候知道她挨批的訊息嗎？
陳樂民 不知道。
資中筠 不通訊息的。我的處境在“文革”時候跟他還不太一樣。“文革”的重點是“當權派”，我們還好不在學校，在中央機關，連小科長都不是，所以還在“群眾”中，沒有被揪鬥。我們在“造反派”和軍代表眼裡都是非勞動人民出身，沒有改造好的舊知識分子，但是我出身問題更大，總比他突出一點。在“文革”之前，也被認為領導重用得多一點，我一年要出國八次，不但代表本單位的，而且被別的單位借調。比如說，五一、十一毛主席、周總理在天安門接見外賓，我總會上天安門，當時我自己沒有覺得什麼，但是同事看在眼裡，可能會覺得什麼。所以運動一來，就覺得領導怎麼對這個人這麼重用，一開始就成為“修正主義幹部路線”的典型，被打入另冊。
李懷宇 下放的時候一起下放嗎？
資中筠 我先下放到京郊，他還在單位。後來林彪“一號通令”下達後，整個機關下放，我們全家連小孩子一起都到河南幹校去了。
李懷宇 還好一家子在一起。
資中筠 一家子在一起，起先是男女分開住集體宿舍，大通鋪。後來我們主動要求住在老鄉家裡。
陳樂民 不，在住到老鄉家裡之前，還給我們一間房。有一段稍微好一點，成了家的能夠分到一間房子。再一段就是軍代表提倡我們下去跟老百姓住在一起。
資中筠 後來自己建房子，在幹校就有建築隊，先從做泥胚磚起。
李懷宇 下放了多久又回來了？
資中筠 下放了兩年，我們算比較短的，因為尼克松訪華。從基辛格秘密訪華之後，外文幹部就需要上調。因為中央預料中美關係打破僵局之後，外事活動就會多起來了。那時候等於是中國完全閉關鎖國，根本就跟外頭沒有太大來往。要是沒有這個的話，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來。那時真的已經有了長期做農民的打算，所以學勞動活還是很認真，怕一旦完全靠勞動吃飯自己養不活自己。
陳樂民 周總理有一個指示：外文幹部外文不能丟掉。大家忽然又學習了，就《北京週報》還讓你看，別的東西不讓你看了。
資中筠 我那時連這都不想看。不但有讀書無用論，而且覺得讀書有害。
李懷宇 中美關係好轉以後，你們主要做什麼？
資中筠 從幹校回來，“和大”沒有了，那個地方變成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了，我們就算是友協的幹部了，當時我調在“美大處”——美國和加拿大，他調在“歐洲處”，在那兒主要做接待工作。
陳樂民 那時候中國很窮，卻不惜工本，請來的人吃住都是中國出錢，而且大多是左派。所以來的這些人只會說好話，不會說壞話。我們主要是做外事接待工作。再有一種工作就是由中國主持的所謂國際會議。當時是聯合第三世界和國際毛派，反帝、反修。我們的工作是在中外文之間翻譯發言稿。
改革開放以後，陳樂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作研究員，曾任所長、歐洲學會會長，資中筠到中國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