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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懷宇 你跟你的上司侯外廬接觸多嗎？
何兆武 接觸多，因為他就是我們研究室的主任，直接領導我們。他有點書呆子氣，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什麼都要找馬克思的原典，政治有時候不是憑原典的，是憑當時的需要，所以他有時候趕不上政治的步伐。
李懷宇 你在歷史研究所的時候就開始搞翻譯了嗎？
何兆武 對。搞翻譯算起來是資本主義的自留地，說是要割掉資本主義的尾巴，所以不鼓勵個人去搞什麼。今天你可以幹一些自己想幹的工作，那時候不可能。
李懷宇 後來上面讓你去翻譯羅素的《西方哲學史》？
何兆武 當時我不知道這是上邊交的任務。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請羅素到中國來訪問，羅素同意了，可是一直身體不好，就把他的《西方哲學史》送給毛澤東。當時商務印書館找我來翻譯這本書，我還不知道這是上邊交的任務。“文革”的時候說我這是“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招魂”，因為羅素是資產階級。幸虧那時候我也不知道這個書是毛澤東交給譯的，我想給我這個帽子的人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話，那他也是反毛澤東了。
李懷宇 1966年“文革”爆發時，你在北京看到的情景是什麼樣的？
何兆武 天下大亂，看到的每一個場面都是驚心動魄的。1966年的冬天，我那時候住在城裡，紅衛兵押著彭德懷去遊街，那時候彭德懷很老了。北京冬天颳風，非常冷的，把他五花大綁，也不戴帽子，頭髮亂的。我看了，我覺得不應該這麼做，他如果有罪的話，應該經過正式的程式判他的罪，對一個老人不能這樣呀，就是對一個年輕人也不能這樣呀。我是看不慣。
李懷宇 你所在的研究所呢？
何兆武 也是這樣。侯外廬也是“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李懷宇 “文革”時你自己的處境怎麼樣？
何兆武 我有兩條罪名，一條是“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招魂”，一條是“惡毒地攻擊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
李懷宇 怎麼攻擊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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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興之所至自由讀書（5）
何兆武 我不太喜歡樣板戲。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愛好，我覺得京劇是古典的劇種，古典的劇種要穿起那套古裝的衣服載歌載舞，穿現代的衣服在臺上載歌載舞就覺得不是味兒。這就構成了“惡毒地攻擊我們敬愛的江青同志”。我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
李懷宇 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之後，怎麼處理你？
何兆武 關到牛棚裡。那時候還好，因為牛棚裡的人多，所以也不覺得寂寞（大笑）。我們歷史所裡，年紀大點的在舊社會成長或工作過的是“牛鬼蛇神”，大概有三分之一，後來年輕人變成“5·16反革命集團”的又有三分之一，革命群眾也有三分之一。“老反革命”和“新反革命”加起來佔多數，革命群眾佔少數。
李懷宇 你的同學汪曾祺就是去寫樣板戲的。
何兆武 對，好像是他最後統的。我問他：“你還懂京戲哪？”他說：“不懂。”我說：“不懂京戲怎麼能寫劇本哪？”他說：“寫劇本跟不懂京戲沒關係。”
李懷宇 後來也有人拿他寫樣板戲這一點來詬病他。
何兆武 不是，這東西是上邊給你的任務，你非得幹不可啊！我們那時候勞動，拆西直門，西直門是元代的城門，八百年來首都的城門給它拆掉了，那我們也得去拆。
李懷宇 梁思成曾對拆城牆痛心疾首。
何兆武 我不贊成拆，可是上面要你去拆，你就得去拆。
李懷宇 在“文革”十年當中，你還有沒有條件看書？
何兆武 “文革”的前兩年，我是任何組織都不參加，因為太混亂了，我看不出誰是革命分子，誰是反革命分子，就在家裡，那倒是確實看了點書。後來關進牛棚了，就沒法看書，到了“文革”後期，又可以看書了。
1986年後，何兆武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兼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教授和德國馬堡大學客座教授。近二十年來，何兆武在譯介西方史學、哲學思想方面不遺餘力，與其對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輔相成。
李懷宇 1986年後怎麼到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來了？
何兆武 50年代院系調整的時候，清華大學的文科沒了，“文革”結束以
